朱元璋在“限娱”的问题上，很注意“方法”，比如大张旗鼓地“抓典型”。《琵琶记》就是朱元璋为弘扬“主旋律”，亲自主持策划、制作的经典作品。

    宋朝时，《琵琶记》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因主人公蔡二郎是陈世美，戳痛了富贵而背弃良心的那些权贵，因此尽管宋元时没遭封杀，但很不受政府待见。明初，高则诚改编《琵琶记》，主人公“蔡二郎”摇身变成当权者推崇的典型：比如他参加考举，以无法照料双亲为由“辞试不从”；宰相强迫他做女婿，他“辞婚不从”；被钦点为状元，他又以父母年迈，需回家尽孝道为由，“辞官不从”。重新“装修”后，这出戏马上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当然，他看重的不是剧中的“插科打诨”，而是看重了结尾的四句诗：“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二郎。”朱元璋多次赞扬该剧中的人物形象，希望天下臣民都要学习蔡二郎事迹和精神，始终遵守“孝义廉耻”，于是，在老朱的亲自策划下，《琵琶记》迅速“华丽转身”，成为明政府“每节必演”的御用曲目。

    朱元璋通过大力倡导《琵琶行》等“主旋律”作品，目的有二：一是教化臣民；二是挤压其他娱乐节目的生存空间。但总有些人不怎么听话，总要制造点扰乱视听的“杂音和噪音”，对此，朱元璋则毫不留情、严厉打击，比如《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

    乾隆一朝，禁了大约300场戏。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其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著名节目也都赫然在列。其“禁演”理由是：“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 清政府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为己任，他们的“良苦用心”是：“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道光年间，分管意识形态的“内阁中书”徐时栋提出过戏曲创作的指导意见——即各类戏班表演的节目，要弘扬“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其结果应受赐恤、成神仙”，凡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其结果应被诛杀、正国法”。

    （摘自《羊城晚报》 李志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