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经济低迷，美国的人均收入仍是墨西哥的7倍，秘鲁的10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20倍至40倍……”为什么差别大得令人吃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给出的答案是简单的：“体制，体制，还是体制！”他们不像别的学者那样，把某些国家的失败归结于地理位置不好、文化落后或者领袖无知。相反，他们重在分析现代国家转型的模式，称制度的转换过程，决定了它是“包容型”还是“萃取型”。包容型的体制能分享权力、生产力、教育和科技的进步，大众都比较幸福；而在萃取型体制中，一部分人攫取了财富和资源，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

    要弄明白萃取型体系是什么样的，想想荒淫无度的刚果前总统蒙博托就是了。他在生日时下令为自己建宫殿，确保机场有供其专机使用的跑道。统治集团对如何使刚果发展起来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只是如何挖掘出更多财富供挥霍。

    恶性循环可以大量炮制贫困，良性循环则可以换来长期的发展和繁荣。让我们看看同属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吧。这个国家1966年获得独立，当时只有22名大学毕业生，7公里长的平整公路，四周全是虎视眈眈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可是，今天的博茨瓦纳，“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人均收入最高”，经济水平与匈牙利接近。

    博茨瓦纳如何腾飞？正是通过快速发展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该国政府经定期选举产生，独立以来从没发生过内战，并通过适度集权对部落首领的权力加以限制。当这个国家发现钻石时，便订立了一项有远见的法律，规定新发现的矿场由国家管理，而不是由矿主独占。在国家独立的重要关头，明智的博茨瓦纳领导人，如第一任总统塞雷茨·卡马，选择了民主而不是独裁，关心公众利益，而不是只注重私人的贪欲。卡马的博茨瓦纳建立了能够创造繁荣的体制，蒙博托的刚果和穆巴拉克的埃及却连尝试都懒得去做。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他们被腐败而无能的权贵阻挠，在畸形的社会里无法人尽其才。埃及是失败的，“因为它一直被极少数权贵控制，这些人只为自己谋取利益，以损害广大群众的福祉为代价”。（摘自《青年参考》5.16沃伦·贝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