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叩阍”与

    “京控”

    每年中国的春运期间，对于绝大多数返乡者来说，回家的路是一票难求。于是，网上有人出了一个馊主意：在广场或政府机构门前，高举一块牌子，上书四个大字“我要上访”，定会被当地的官员拉上车，免费管吃管住，当然也许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最终被送回原籍并严密看管起来。这个笑话虽然听着辛酸，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上访”的理解。 据估计，地方政府拦截一个上访者的平均费用超过1万元。在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上访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绩被一票否决。在如此严苛的问责体系下，上访在政府眼里已经成为一个敏感问题，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上访行为。而在普通公民眼里，上访通常意味着“伸冤”，是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正义控诉，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实，上访现象在古代中国长期存在。最极端的上访形式就是“上京城告御状”。据研究，清朝时告御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拦御驾、击登闻鼓或跪拜宫门，称为“叩阍”；二是到京城相关衙门投递状纸，称为“京控”。由此可见，上访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伴生现象，没有必要视之为洪水猛兽。

    二、五花八门的上访 

    一位地方政府办公室主任告诉我，现在上访类型最多依次是：交通事故、医患纠纷、人命事故和强制拆迁，举报官员腐败的上访则非常少。此前我一直以为上访主要是老百姓和政府两类主体之间的纠纷，没想到主要是老百姓之间的民事纠纷。他给我讲述了一个关于交通事故的上访故事。

    路人甲在开车时不慎撞死了路人乙，双方诉诸法院。法院判决路人甲赔偿7万元给路人乙的家属。但家属不同意，要求赔偿20万元。于是，路人乙的家属一行十余人，披麻戴孝，大白天抬着死者尸体闯进政府大院要讨说法。办公室主任被迫出来接待这些上访者。最后没办法，办公室主任从政府基金里拨出2万元，以贫困补助的名义垫付了额外的赔偿金。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越级上访，不得不用财政的钱买单。 

    第二和第三个上访故事都跟人命有关。老板丙打电话喊老板丁去他家里打麻将，于是老板丁就出门去等车。在等车的二十分钟内，老板丁不幸心脏病突发，最终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老板丁的家属认为老板丙的电话邀请是导致老板丁死亡的直接原因，要求其赔偿30万元。老板丙当然不愿意，因为死者是在路上出的事故。于是，老板丁的家属动员十几个亲戚到政府上访。

    第三个故事是一位中学校长告诉我的。一个高中生开学过了2个月还没有来学校报到，去了东南沿海打工，然后不幸因车祸丧命。家长认为学校没有尽到监督和保护学生的义务，因此向学校索取赔偿。校长说，开学后班主任发现学生没来报到，就打电话通知，但是学生换了手机号码，无法打通。学校只同意支付少量费用作为人道援助，绝不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家长为此事到政府上访。 

    第四个故事才与腐败有关。故事来自戊村。前几年，为了鼓励农村退耕还林，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扶助。在当地，只要验收时保证一定的树木成活率，政府就向承包者支付每亩山地每年200元的补贴。按照程序，承包应该进行村民公议，但是村长私自与上面签订了承包协议，自己承包了500亩山地，承包期为30年。村民们发现，村长并没有认真种树，而是在上级检查团来临之前，雇人栽种一些树苗糊弄过去，以此骗取退耕还林专款。村民几次举报到乡镇政府，都被压下去，于是怀疑村长买通了当地官员，因此越级上访。 

    三、道德评价不能泛滥 

    在现在的语境下，上访已被蒙上了太重的道德色彩。任何质疑上访现象的言论，都极容易背上“不道德的”指责。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上访泛道德化的支持并不符合实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告诫世人：“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无原则地支持上访，和从维稳的角度一味地打压上访一样，都是不可取的。据说，在举国震惊的临川“5-26爆炸事件”之后，所有涉及拆迁的当地居民都得到了数倍于原定数额的补偿，为此当地政府举债近5亿元。当然，这些钱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连带影响是，一旦听说政府要拆迁，当地居民就拼命盖房、种树，准备待价而沽。我想说的是，在利益面前，要慎言道德。没有原则的道德不是真正的对所有人公平的道德，泛泛而谈的道德最终只能是利益的遮羞布——不管是对政府、知识分子还是农民而言。 

    当中国人能够抛开泛泛的道德指责，将道德变成技术上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并通过法治的手段来贯彻道德的内容时，我相信人们就不会再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上访。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  聂辉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