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主持编修《氏族志》，将天下姓氏分为九等。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士族门第观念仍然留存，高士廉等依照俗习，列博陵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等人皆起于闾阎布衣，至今受人推仰，又有谁在意他们的出身？倒是那些所谓名门望族，世代衰微，其子孙才行衰薄，全无冠盖，却仍自矜门第，弃廉忘耻，仅靠与新贵联姻索取些钱财，而傲慢如故。如今三品以上贵显，或以德行，或以功勋，或以文学，何曾见到这些人的影子！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不知世人何以贵之？我让你们编撰此书，正是为了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你们却仍以崔氏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要求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亲自拟定了编修原则：“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高士廉等秉承圣意，最终将李世民所在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等，将皇后所在的长孙氏列为第二等，而将崔氏降为了第三等。

    将官职高低作为评判一个人的地位、价值的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讲，李世民可以说是“官本位”的首创者。追溯“官本位”的这一发端，应当说，从“门第本位”到“官本位”，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毕竟，门第出身不可改变，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只能由其出身来决定，那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而以官职为本位，至少在理论上允许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出身的命运，同时也为阶层的流动提供了一个途径。也因此，在唐代高倡“官本位”的同时，标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的兴起，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了。必须看到，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阶层之间得以保持流动的空间与可能性。一旦社会结构出现板结化，阶层之间的流动陷于停滞，处于上层的群体就会蜕变为特权阶层，处于下层的群体则会因为失去上升的希望，充满不平和怨恨，并被迫采取暴力的方式去获取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事实上，“官本位”之前，固守“门第本位”不放的士族门阀就是在庶族寒门的暴力革命中受到摧毁性打击，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自《学习时报》4.30 张晓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