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写出了《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尽管时过境迁，但此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人自身性格仍有启示意义，因为民族性格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一旦形成了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史密斯指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时至今日，我们仍不难发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具有浓重的戏剧因素，在为人处世上表现为喜欢演戏，或者说喜欢做秀或逢场作戏。

    为什么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戏剧性格？考察中国历史，可以得出戏剧性格的形成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密切相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把儒家文化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崇尚仁义道德、“存天理、灭人欲”，表现了孔孟等圣贤的崇高理想和远大追求，然而在生产力和精神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封建时代是难以实践的，或者说根本做不到。不但读书人做不到，官僚仕大夫也做不到，帝王将相更做不到。既然大家都做不到，贯彻起来就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但是推行这个标准，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此便陷于二律背反的悖论。但是，做戏或自我伪装可以协调好悖论。通过做戏可以粉饰与标准的差距，于是民族性格注入浓厚的戏剧因素，从上至下都满足于制造假象和自我陶醉。 

    封建专制虽然灭亡了，可是民族性格中的戏剧天才却没有减弱，为了某种需要，我们自觉或不自觉上演一幕幕好戏。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最富有戏剧色彩的时期。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登出“亩产水稻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登出“亩产水稻3225斤”的新闻；紧接着全国各地大放“卫星”，喜讯越来越令人吃惊：安徽繁昌“亩产43075斤”，四川有一个县“亩产超过82万斤”。农业战线捷报频传，工业战线也是好戏连台，钢铁产量一年翻番；文化部的大跃进目标要求“全国人人能绘画，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表演”。绘画、写诗和唱歌，不一定人人能做到，但是各种各样的表演，人人都能做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把戏演得逼真，演得活灵活现。不仅能演，而且敢演。

    （摘自《透视腐败》中央党校出版社 陈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