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虽然搞“干部终身制”，但也还保留了一点先进性——规定了任期，创设了届期制度。一个贪官，即使像一条蚂蟥吸附在百姓身上，满了三四年，也不得不另走他方。这种制度安排也造就了特殊的“除旧布新”的文化传统：前任调离，百姓得树德政碑、送万民伞；新官上任，衙门得设洗尘宴会、办“迎新晚会”。 

    一次，四川眉州来了个新知府，机关照例宴会，席间一首歌曲颇能俘获知府欢心，歌曰：“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其中“吏民”二字，将干部群众一致并举；“灾星”、“福星”，将前任与新任强烈对比，实在是唱到老爷心坎上了。以“灾星”字眼骂干部，其实很是危险。然而这歌能化险为夷，皆归功于其技巧：欲扬先抑，欲颂先骂。抑骂者皆是前任，扬颂者皆是新官，新来领导自然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层了。 

    虽然官场里多有惺惺相惜、官官相护，但大而言之，后朝喜欢骂前朝也是惯例之一。将前朝骂得越狠，意味着后朝的合法性越强。汉朝鼓腮开骂秦朝暴政，为的是证明“彼可取而代之”，具有天然合理性；唐太宗将隋炀帝骂得一无是处，自然也就衬托出唐太宗的英明与伟大。有些官员履新职，说要给统计数字挤水分，立刻得到朝野一致颂扬，可他把前任政绩水分挤出，谁知道是不是为了方便自己注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