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回忆钱钟书，说在大楼门口遇到，钱先生总是面带微笑，点一点头，侧身让对方先走，不管先来后到，不管熟识与否，也不管是否是后生晚辈。

    这是一种优雅。这种优雅在有教养的前辈中十分普遍。同学生交往，他们总是谦和容让，即便冒失者有些语言冲撞，也不曾见他们疾言厉色，更不要说动手动脚把学生扭送校方了。

    今之学者，小有名气，便高视阔步、神气活现、毫无礼让。冲门而出，见者躲闪；入室喧哗，闻者避席。这看起来是名流的不羁，实则是暴发小人的粗鄙。

    政府官员，西服革履，俨然“领导”，但满嘴粗口，不以为耻：“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谁耽误我一阵子，我就耽误他一辈子”。竟似全无文化。

    如果那人犯法，裁断自有法律；如果那人失德，评判自有公论。公共权力，社会之公器，官员只能依法行使，岂能凭一己之好恶，图个人之报复？看似快人快语，实则毫无政治理念。此类语言出诸市井，如《水浒传》中牛二之流，不足为奇，出自政府官员，则正是官场粗鄙化之一例。

    暴力膨胀，养成了一代人行为、言语的粗鄙。更可怕的是心灵的粗鄙化。社会秩序的紊乱、纲纪的颓败，使各种正常社会中上不得台面的行为都能像模像样地登台表演，而各种过去只能隐蔽操作的阴谋诡计，这时都堂而皇之地抛头露面。这些卑劣行为的风行，使一代人的心灵受到污染，以为这些才是立足社会、飞黄腾达的诀要。而这种立身行事的方式，其影响又何止一代。  

    几十年粗鄙化的改造，要恢复那份优雅，恐怕要双倍的时间，这就是粗鄙化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