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增湖有过难忘的作文经历。

    有一次，女儿乔乔的班主任要求，各位家长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看考试》，优异者选登在校园报纸上。42岁的男人挠破头皮，将自己对考试的恐惧写成文章，交给老师，结果落选了。被选上的都是歌颂考试的文章。还有一次，他应江苏《现代快报》之邀写了一篇同题作文《怀想天空》，结果被资深语文教师判定离题。这样的经历不仅难忘，也颇让他尴尬。

    廖增湖还有个身份——作家。在圈子里，他笔名叶开，素以阅读面宽阔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几部长篇小说，口碑很好。如今是知名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审。

    他苦笑着对记者说，自己每年不知要和多少名家大作过招，但一旦应对女儿的语文课业，就捉襟见肘。

    后来，女儿学到课文《智烧敌舰》时，遇到一个问题：“三国里谁最有智慧?”女儿的答案是“孔明和庞统”。次日老师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叶开有些愤怒：“这么干，简直误人子弟!”

    从那时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他坐不住了，决定向语文课本和惯性的教学方式开战。2009年，《语文教学与研究》请他开个专栏，叶开一口气写了12篇文章批判语文教育现状，专栏名为“语文之痛”。2011年他又出版新书，题目直截了当——《对抗语文》。 

    “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

    叶开这个笔名取自古龙小说，是个放浪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客，用的是小李飞刀。他以笔为飞刀，掷向语文，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我的难过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难过——看到孩子吃了不好的(东西)，不仅是没有营养，而且是有毒的东西。”他最初在博客里写下“语文不除，教育已死”，与另一句“小学语文教材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一起，声名远播。

    叶开说，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给孩子们的头脑“洗澡”，而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叶开女儿乔乔使用的是上海本地编写的教材。这些语文教材，每本按照不同的主题门类，分成若干个单元，然后往这个框框里塞文章。在道德说教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会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这样一来，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

    例如巴金的《鸟的天堂》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相比之下，叶开觉得，，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再比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间迥异，叶开直呼，“这样随意篡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

    “不署名”的潜规则

    “我们的课本设定孩子都是笨蛋、无知者、很低级。”叶开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低级的、随意篡改、粗制滥造、幼稚的课文。

    小学语文教材上海版四年级二册，共40篇课文，只有一篇《燕子》署了作者郑振铎的名。课文不署名，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不署名”就像一把尚方宝剑，被那些教材编撰者拿在手里，随意篡改别人的文章。“这种被改成残疾的文章，再让孩子们去读，有百害无一利。”

    《餐桌上的大学》原来是意大利作品，被篡改成中国作品。原文中的父亲晚餐后斟了一杯红酒，听孩子们汇报一天的学习收获，进了课文，外国男孩费利斯改成中国男孩雨生，红酒改成酒等等。叶开说，中国人很少有饭后斟酒的习惯，真要改，为何不改成“泡了一壶茶”或者“点起一支烟”呢？

    叶开为了还原语文课本的真相，花了很多个夜晚，逐字逐句翻找原文，自己原本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60万字，也被迫暂停，“不把语文这事儿搞清楚，我还真没心思写小说。”

    救生者

    生活中，叶开并不是特别较真的人。比如女儿的成绩，他就看得开，他甚至和女儿开玩笑，考试成绩太好是一桩丑闻。

    当然，语文课本里也有叶开觉得好的文章，比如朱自清的散文，虽然也被编教材的道德家下狠手“阉割”过（例如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被剪除），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不过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语文老师通常分析说，《荷塘月色》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叶开认为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下，学生的脑袋就变成了叔本华说的——“别人的跑马场”。

    叶开说，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但很多时候，“老师是拿个棒子把你敲昏，然后把东西灌进去。”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教育重镇华东师大毕业后，留在上海郊区一个职业中学教语文。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所谓的“外行”。

    他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例如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爱憎分明：“爱保姆，恨父母”。为什么呢。诗歌在开头段落，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叶开质疑，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又比如孙犁的《荷花淀》，叶开直言不讳地说，这篇文章，让人读到的是一场游戏般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般模糊而近乎不真实的战争。敌人显得面目不清，小说里仅仅出现过这么一句：“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而战斗也轻描淡写：“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这样的文章“不真实”，说白了就是“文字谎言的堆砌”，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

    韩寒也讲过一句话“撒谎就从作文开始”。叶开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让我女儿撒这个谎。”

    冬日阳光寒意袭人，叶开隔着玻璃望出去，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烈士。”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545期 刘炎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