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

    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10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3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张老太爷”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他在法租界的家中。

    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饥饿老板”

    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家中。领受任务时，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便立誓，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因此无论何时，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装作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说自己是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

    可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她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由于没有担保人，他只得租下一栋无需担保小楼，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此。在外人看来，陈为人是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但事实上他却是只能典当衣物，以红薯为食，维持他和三个孩子生活的“饥饿老板”。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一家人终于团聚。为了生计，韩慧英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已经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可陈为人却以身份会被暴露为由，拒绝就医。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重症病发，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地对妻子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几年后，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完璧归党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位。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如何把20多箱文件从上任保管者家中运出来？陈来生动员全家人，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工具暗藏文件。他们从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由于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难以确保万无一失，两个月后，陈来生向岳父借钱，开了一家“向荣面坊”，将中央文库存放在改造的阁楼里。

    1949年上海解放，陈来生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摘自《北京日报》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