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小和

    新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事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命题上，我们能够看到颇有方法论含金量的一句陈述：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这里的关键词，是资本，或者是投资。这是为了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从管市场、管管理、管人才转型为管资本。换句话说，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从今以后要从市场竞争、商业模式、企业家队伍等事关市场具体事务的领域放权，向后退，退到资本的层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将以资本为主要工具，来参与市场。

    如果这样的转型得以实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应。其一是政府再一次放权，市场自由竞争的力度会加大；其二，随着放权的到位，市场会得到政府的让利效应，即所谓改革的红利会出现；其三，国有企业的转型可能会吸收国际经验，形成一种开放性的国际商业模式。

    这样的分析，让我们想起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因此，沿着历史的改进过程来分析当下改革的可能性，会让人们豁然开朗。事实上，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内，企业改革的确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因为企业既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政府财政的收入。因此，抓住企业，就意味着抓住了经济的本质。

    于是，1978年改革初始，高层管理者能够意识到对企业放权让利事关经济全局，并不是空穴来风。李先念是着力推动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关键人物。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正是“给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李先念的讲话，提到了“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名言。他强调，必须认真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企业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能把企业当做任何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

    梳理这里鲜活的历史材料，我们能发现历史的经验，也能发现历史的遗憾。35年之后，新任总理李克强再次把政府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切口，可谓意义众多。第一，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政府放权让利改革，虽然历经35年，但远远没有完成；第二，抓住以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重点，如能真正做到实处，不仅能牵一发动全身，还能再次获取改革红利；第三，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既是历史，也是当下，既是经验，也是任务，个中的艰难、困惑、方略历史里有答案，有步骤。

    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事实上不需要豪迈的口号，不要夸张的表情，在停止的历史里拓展历史，这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