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资产阶级之所以在当年抛弃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因为他们是那么腐败。共产党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近日， 哈佛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马若德在接受BBC采访时称。

    十八大后，中国新领导层掀起的反腐斗争正引发全球瞩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标题《反腐之战：生死挣扎》虽然激烈，但切中时弊。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场新的反腐风暴中，作为意见广场存在的微博等网络平台，扮演了重要角色。网络反腐与制度监督哪个更有力量？反腐靠攻坚战还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特赦”这样的反腐经验是一种解决之道还是“无赖之辞”？

    争鸣背后，不仅折射中国反腐之路的曲折艰难，更突显中国加快全方位改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紧迫性。

    壹   网络反腐：先“上网”，再“落网”

    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新疆乌苏市公安局局长齐放……十八大后不到一个月，网络反腐再显神奇，接连撂倒了多名党政干部。先“上网”再“落网”，已经成为一些贪腐分子的经典毁灭之路。网络，尤其是微博，为何具有这样的神力？又掩藏怎样的信息泡沫？

    围观就是力量，向有关部门写信的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12月12日，据《法制晚报》报道，针对儿慈会的两次关于“48亿元洗钱”事件的回应，爆料人、网民“落魄书生周筱赟”发了一份声明，他针对儿慈会发布的《致歉声明》和《其他货币资金明细账》继续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要求儿慈会公布基金收益明细和全年银行流水单。 

    网民爆料——政府介入——查处腐败，如果儿慈会真有爆料人所说的“48亿洗钱”事实，那么又将有一些党政干部按照以上程序在网络反腐的大旗下应声倒地。

    近来，网络反腐声势颇为壮大。在这些网络举报中，微博的扩散和助推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微博已取代一些门户网站、各地方论坛和民间维权网站，成为最重要的举报阵地。

    为何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网络举报的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网络围观的力量，能为举报人提供支持和无形的保护网。民众手里的话语权相当于水，平时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当水集中在一起，就会变成海啸和洪水。举报人如果被打压报复，大家就会围观形成舆论压力，使得被打压报复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且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也能提供法律上的援助，这样的话对举报人无形中也形成了一个保护网。”

    毛寿龙还认为，向有关部门写信举报的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各种各样的举报信件很多，纪委会进行筛选处理。纪委资源有限，如果不是实名举报，它是不会轻易采取措施的，而实名举报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举报人担心会被被举报人打击报复，实际上很多人也被报复打压了。匿名举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经常举报无效。”

    一组数据佐证了毛寿龙的观点。针对反腐，新华网发展论坛做了一个“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的调查。截至12月12日3点，在25345名投票中，75.1%的网民选择了“网络曝光”，9.32%的网民选择了“信息公开”，而选择“举报”的仅占2.79%，选择“信访”的仅占1.28%。有媒体梳理了5年来的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从2008年的2例至今年的19例，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问题的现象逐年递增。网络举报，成为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举报模式。

    微博爆料与“人肉”，阴谋与狂欢

    尽管微博带来了新鲜元素，但网络的“运动式”反腐还是充满信息泡沫，真相总是扑朔迷离。 

    “人肉”专家、新媒体从业者徐春柳指出了网络中的伪反腐现象。“庐江官员6P门”艳照事件中，他很快“人肉”出男主角，并与他通电话。此人并非庐江县委书记，也不是官员身份。“跟公共利益完全无关。艳照门的事，道德上可以指责，但是粗暴传播，伤害的是个人隐私。”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范正伟则看到了微博爆料中的娱乐与狂欢成分。他认为，事到如今，周久耕的“九五至尊”已激发不起网民兴趣，杨达才的手表也逐渐失去魅影；至于传一点寻常绯闻，贪他个百八十万，这些平淡无奇的腐败方式，已经很难让网民为之停留驻足，举报者也别想以此博得眼球。

    范正伟说，在后周久耕时代，如果贪腐者既没有特点，又不能提炼亮点，别说网民们不会买账，就连举报者也羞于拿出手。甚至不妨这样说，谁都别抱怨自己成为舆论焦点，要知道，“躺着也中枪”是需要资格、需要实力的，或者至少也是要看运气、看“人品”。难怪网络鉴表专家“花总”感慨：“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

    如果说，当初网络“标签式”的举报、网友“考据式”的关注，让开会不抽名烟、应酬不戴名表、上班不开名车成为官场新警示，引发了网络反腐“治标不治本”的质疑，那么如今更值得关注的是，那种“苟日新日日新”的网络爆料方式，将留下多少“安全陈旧”的腐败空间？那种“隔墙扔砖头”仍可以实现的精准打击，将如何放大人们已有的“腐败猜想”？

    贰  反腐争鸣：攻坚战还是持久战 

    反腐问题刻不容缓。 但必须坦率地说，微博以及更加广义上的网络，最多只是反腐败这个庞大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前置环节。网络反腐与制度监督哪个更有力量？反腐靠攻坚战，还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特赦”这样的反腐经验是一种解决之道么？种种争鸣背后，不仅折射中国反腐之路的曲折艰难，更突显法治中国建设的紧迫性。

    上任后不仅要烧“三把火”，更应该烧多把火，要在整个任上都烧

    “在成为中共领导的第二天，他猛烈抨击了中国高层存在的腐败问题。”英国《经济学人》这样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言论。反腐是新一届政治局的工作重点，但科学有效的反腐路径是什么？近来的各种争鸣观点，颇引人注目。

    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专门邀请马怀德、姜明安等政法学者专家，问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令与会者印象深刻的，是会议的开放作风，以及由于观点不一形成的热烈讨论。马怀德记得，“有的专家认为要打持久战，要长期地反腐；有的认为持久战跟现下公众的期待不一致，要搞攻坚战，快速遏制腐败势头。”

    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期内打几场漂亮的反腐败攻坚战，老百姓可能会对反腐失去信心。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目前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上任后不仅要烧“三把火”，而且应该烧多把火，要在整个任上都烧，敢于打场攻坚战和硬仗，不辜负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也有学者认为，运动式反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各级领导能够在短期之内创造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反腐政绩来。在中纪委组织的座谈会上，王岐山也说：“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姜明安认为，腐败是一种“慢性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解决好反腐败的问题，必须坚持打持久战与打攻坚战相结合的方针。 “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腐败的病根难以消除。而要推进这些全方位改革，不可能打速决战，只能打持久战。”

    “大赦天下贪官”？

    11月26日， 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援引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初创时的反腐经验，提出“特赦”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法——比方在2013年年底前，对那些愿意公开财产官员的腐败行为，不予追究。

    虽然何家弘也认为，大赦天下贪官的做法会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并使“政府”担上保护坏人的恶名，但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放弃过去的腐败包袱，集中力量打击今天的腐败并预防明天的腐败。 

    这个“特赦”言论，立刻引发强烈关注。历史学家吴思认为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对于已经发财的贪官污吏来说，最迫切的不是继续挣钱，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赃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来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钱放入正常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循环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如何洗白呢？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

    但更多学者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大赦贪官”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公正是刑罚的基本价值，而事后惩罚是刑罚的重要方面。试想一下，如果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位官员有严重腐败行为，却对其不进行任何追究，怎么对公众作交代呢？为腐败“解套”，不在于抛掉之前的“包袱”，而在于在政治制度上有所突破。有网友更批这是“无赖之辞”。

    叁  制度建设 ： 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

    “网络举报”快感过后难掩迷失，激情的运动式反腐离不开人治的怪圈，当下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反腐路径。在中纪委专家座谈会上，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成为焦点。实践中，广东省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备受关注。更长远的，则是包括制度和法律建设在内的顶层设计，在认真研究国外境外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启动我国《反腐败法》的立法工作。

    老百姓领低保时要公开财产，公务员领国家薪金却不用公开，这个道理说不通

    针对现在建立干部财产公开制度有些不合时宜的观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特别指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就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说，现在一个家庭想要领取低保，必须公示家庭财产状况，看是否符合领取标准。同样是家庭财产公示，低保制度顺利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轮到公务员就不合时宜了呢？低保由国家财政支持，公务员领取的也是国家财政的钱，老百姓领低保时要公开财产，公务员领国家薪金却不用公开，这个道理说不通。

    日前，广东省决定在珠海市横琴新区、韶关市始兴县，对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进行试点，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王玉云认为，两个试点区县具有不同代表性。横琴新区毗邻港澳，是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好比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财产公开制度的探索上，横琴试点的优势在于从头设计，建立新的架构和机制”。而始兴县行政区划久远，各项制度健全，在这里试点财产公开制度如同解剖麻雀，对广东乃至全国的老城区、县区都具有示范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首次提出，到今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在申报基础上试点财产公开，20多年的历程从字面上看仅是“一词之差”，实际上却是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而同以往一些地区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试点相比，广东省本次试点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试点不再是一区一市凭借一己之力地展开，而是由省委有计划地部署推进；二是从“申报”走向“公开”；三是明确试点完成后，逐步推开。

    出台 《反腐败法》势在必行

    腐败不是中国独有，是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国际问题。12月9日是世界反腐日，由国际组织推出的 2012“清廉指数”引人注目。今年也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反腐败，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制度和法律。 

    在反腐方面，民众希望看见的是“法治反腐”，须警惕的是“运动式反腐”。“法治反腐”，一方面是要在具体的个案中，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应对，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法律制度的建设。公民实名举报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反腐不可能靠个别人的努力以竟全功，仍需要完善基本的制度防线、法律防线。通过建立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来防贪和反贪，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我国的反腐工作，最终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网络反腐，亦应纳入制度反腐的框架之中，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以使其发挥更大威力。

    “《反腐败法》对反腐来说尤为重要，把整个反腐败体制化、机制化、法制化，只有法制化，才能将反腐败机制的权限及运作程序，包括反腐对象（如被双规者）的权利保障等做统一的整体设计。”在中纪委反腐座谈会上，学者姜明安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姜明安预计，因为《反腐败法》是一个整体设计，涉及到检察院、中纪委、监察部、全国人大等多个部门，因此出台至少要3到5年。“相关部门重视的话，3年也能搞出来。”

    而《华尔街日报》称，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能否在推行必要政治改革同时，又不引发可能威胁统治的社会动荡。该报坦言，中国网民的呼声并非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呼吁对现存制度改良，以便更好满足普通民众需求”。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可能会以尝试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以及尽快扩大党内差额选举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改革。

    据《中国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经济周刊》、《青年参考》等

    ■整理/记者 卢小伟

      相关链接

    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怎样反腐？

    “透明国际”组织于12月5日公布了“2012全球清廉指数”排名，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丹麦和芬兰，并列第一。索马里和阿富汗，则并列倒数第一。“透明国际”将这3个“最干净”国家的成功，归因于“政府的政治意愿”、“立法机制对公务员的强力约束”和“公众行为对规则的重视”。

    新西兰： 高度健全而又保持较高独立性的司法体系，是新西兰保持清廉的“杀手锏”。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西兰就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通过并实行了《官方信息法》《国有部门法》《公共财政法》等法律法规。    

    丹麦：深入人心的廉政文化、平等的宗教传统和对防腐拒腐系统教育的重视，有效遏制和减少了人们对金钱的心理需求，使反腐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琢磨着走后门或请客送礼，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人格受侮辱，让事情办不成，这是条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

    芬兰：细化到琐碎、严格到苛刻的制度规定，是最好的“防腐剂”。任何公务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接受他人赠送的任何礼物。即使是关系特殊的私交，礼物价值也不能超过25美元，且需上网申报。这样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公务员“吃请”，一般来说，喝杯啤酒或吃个三明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喝了葡萄酒，问题就大了，即使是白开水，也一定得数好了能喝几杯。

    世界上最腐败国家为何贪腐成风？

    “在阿富汗和索马里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不受监督，公共机构效率低下，所以腐败猖獗，不受制约。”“透明国际”如此总结这“最腐败国家”的共同特点。

    怎样算是“猖獗”？去年4月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阿富汗副检察长拉赫马图说：“本届政府的一位副部长已被法院判处5年徒刑，但要想逮捕他，需要出动人数相当于一个营的警察，如果我们真去了，还会发生枪战和流血事件，无辜平民会因此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