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下午3时51分，遂川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在行政中心大楼十楼西侧坠楼身亡。4月16日，经县公安局侦查和南昌大学一附院提供的病历证实，关可平患抑郁症。知情者透露，当天上午，关可平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拟将其调任某乡镇副书记，属平调。其跳楼这一行为，疑与职务调动有关。

    民间传说，36岁是人生一道坎。身为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关可平，硬是过不了这道“坎”。析其原因，一是身“患抑郁症”，二则是“平调”去任乡镇副书记。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纠结，使关可平亡命跳楼，不得而知。但其干部身份，身处官场的无奈，无疑是他选择轻生、了结一切的重要因素。

    官场亦如江湖。36岁的非要害部门副科级干部，若非升调至乡镇担任正科级领导，其政治前途差不多就此打住。除非出现特别的“境遇”，他才可能再度升迁。关可平其人其能力其政绩如何，我们无从评价，仅从其稍有不顺、即一死了之来看，其心理素质与胸怀实在不堪担当重任。然而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那他还惧怕什么，又使人很无语。斯人已逝，旁人不好再对他指点什么，但一个副科级干部的纵身一跃，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也许，投身官场是关可平的错。而亡命跳楼，是他的一错再错。数学的王国，负负可以得正。现实的生活，错了就是错了，连后悔药都没得吃。

    官场确实已沦为了“高危职业”。官场高危论，不是一个伪命题。

    人民论坛曾做过一次调查，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这里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都是老百姓眼中的肥缺。“肥缺”一词来自古代官场，当时考上进士以后常不是马上分配，而是在某部候补，等有缺了就补上，叫补缺。肥缺，是指收入（主要是非法收入）多的官职。民众常用“肥缺”称谓现代官场的要职，本身就有语意暧昧的味道。而最有权势的部门，竟是风险最高的岗位，这一政治悖论，其实是中国现有体制下的一个怪胎。它折射的是体制、机制问题，而非岗位本身。

    在目前的体制下，探讨“高危职业”不再高危，似乎过于老套。但在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其一是改善官场生态。拯救官场生态，其实是拯救官员自己，每一个官员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其二，适当的制度设计与道德约束，使官员坚守法律的底线，是官员自保，也是社会和谐的“诺亚方舟”。

    退一步海阔天空。于人如此，于官亦如此。

    ■吴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