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崇拜记者是“无冕之王”，终于成为了其中一份子。老爸常常很羡慕地跟我说：“一个人这辈子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好幸福哩！”每次听了，我总是忍不住傻笑。

    某天下午，一群新闻系在校大学生来报社实习，他们很好奇我的记者之路。我答：如果对它的轨迹进行一特简单的概括——那就是：做完“好人”做“恶人”，交替穿插。 

    那是10月中旬，一名20岁的小伙子因抓贼受伤，为讨后续治疗费点火自焚，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家里卖了房子给他看病，可每天近万元的医疗费让家人不堪重负。“记者同志，你能帮帮我们吗？”接到他父亲的求助电话，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湘雅三医院。连续两天的跟踪报道见报后，社会各界踊跃为小伙子捐了20多万元，一个月后，这名全身80%面积深度烧伤的病人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

    因为类似的报道为百姓解决了不少困难，因此我常常被他们称之为“好人”。

    那么“恶人”之名又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常要采写舆论监督稿，会得罪很多人，有时候甚至受到恐吓威胁、诋毁诬陷……

    2009年12月，郴州一个叫胡三月的妇女给我写来一封信，希望帮她寻找在矿井下离奇失踪的丈夫。我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有蓄谋的隐瞒事故案件。煤矿主违法爆破，导致正在井下工作的胡三月的丈夫被活活炸死，为了掩盖事故，矿主命人炸毁巷道，藏尸灭迹，之后谎称受害人与一名大学生私奔。

    报道刊发后，就有同事提醒我：“开矿的身份都不简单，你小心点。”果然，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威胁电话。一个男的在电话中说：“再乱写就剁了你的手。”我说：“你是谁啊？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叫你要放乖点,不要吃后悔药。”我说：“既然你恐吓到我头上了，我也做个表态，我就是不信邪，你有种就痛快点……”

    做群众欢迎、支持的“恶人”要有侠骨；做群众需要、爱戴的“好人”得有柔情。而我正充满激情地享受着自己的记者工作，坚守一个记者的职业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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