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燕

    法国思想家柏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 

    “某些人”在“某些时刻”执着而为之的事情，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题引：2010年9月，醴陵街头一字排开的釉下五彩瓷器专卖店里，来自北京的收藏家李克良正在与醴陵知名瓷器生产商金煌瓷艺的总经理陈志强对坐。李克良的质询意味深长：“100年来，醴陵釉下五彩到底是如何进化过来的？进化的动力到底是源之艺术家还是企业家？谁在这场动荡中为维持醴陵釉下五彩的生存，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 

    醴陵百年新瓷器之路，家国情节和官商文化如此浓郁，令人慨叹。但这并不能掩盖：令人惊异的企业家基因在湖南早已存在。这个别开生面的“存在”告诉我们：未来的醴陵要传承什么，或许过去已有答案。

    第一次生死转折

    濒于消亡的千年瓷业碰到了创业进士

    【经济大背景】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4年《公司律》等法规颁布，1905年科举制废止。

    【重要人物背景——熊希龄复出】

    熊希龄的复出以及复出的方式，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起点。没有熊希龄站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之作”的角度来下定决心，醴陵釉下五彩瓷恐怕很难获得后来的高度。

    与谭嗣同共同创办“时务学堂”的清末进士熊希龄，因戊戌变法被打上了“永不叙用”的政治烙印。在熊希龄找到“下定决心”的另一个出口时，几个关键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宝箴、赵尔巽、端方等相继几任湖南巡抚多方辗转，努力帮助熊希龄摆脱“永不叙用”的处分。

    他们努力帮助熊希龄摆脱“永不叙用”的处分，不是要他回朝做官，而是期望他“在教育和实业方面有所建树。”熊希龄环顾左右，决心在重振瓷业上一展实业抱负。

    此时的醴陵，虽有千年制瓷历史，可土瓷手工艺“与制陶无异”，相比唐宋时期土瓷工艺鲜有改进。景德镇细瓷、日本“洋瓷”的大量涌入，逼得醴陵土瓷业在本土市场都不得不节节败退，濒于破产。

    有了“官资”背景后，熊希龄大刀阔斧，在醴陵创办了新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回观历史长河，正是这一次“雄心勃勃”的质的提升，醴陵瓷才没有淹没成遗址。

    一个可贵的现象是，醴陵釉下五彩不仅艺术上始于此，公司治理也成于此。

    回头来看熊希龄为醴陵釉下五彩瓷业所做出的贡献——瓷业学堂培育了许多专业人才，他们其后各领风骚，丰富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产业体系。而瓷业公司的公司治理，打破了1000多年土瓷发展的作坊风格。

    可以说，熊希龄的复出之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醴陵新瓷产业的投入问题、人才问题、研发问题、公司治理问题、甚至产业群聚合等基础性问题。

    于是1915年，醴陵新瓷业终于在世界舞台上惊艳亮相，成功首发。

    【收藏家感言】

    “在生产了1600年土瓷之后，如果没有熊希龄的坚定决心，醴陵也许永远不会成为诞生釉下五彩的创烧窑。那么瓷器史和近现代'实业救国'的历史都将要改写。”瓷艺收藏家、湖南海外交流协会前秘书长王建文研究醴陵瓷长达10余年。

    他认为：“釉下五彩瓷，这是个需要偶然发现，无数次实验，并有泥料画烧齐全的产业群体，具备使用、鉴赏、交易齐全的社会氛围，才能撮合的产业。釉下单彩变五彩，在1600年里都没有发生，它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第二次生死转折

    商民集股投资完成釉下五彩史上最重大的技术突破

    比熊希龄早或者熊希龄同时代的人，不少怀有振兴瓷业抱负的人士，为什么只有熊希龄做成了呢？ 

    我们不妨看看熊希龄到底做了哪几件事？

    上书端方：此举让熊希龄获得了政界的极大支持，其中瓷业学堂就是由政府出钱办理的。 

    考察日本：帮助熊希龄随后从日本引进机械设备，为学堂、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并团结了一大批中国知名画师。

    公开招股：熊希龄创办的瓷业公司，虽是官方倡办，却是商民集股投资的。他两次在《长沙日报》公开招股，引起社会热烈反响，成功募集了10万元民间资本。 

    有了瓷业学堂汇集的科研人才，加上资本雄厚的瓷业公司。醴陵釉下彩的技术研发才进入了崭新的层次。

    此前的釉下彩只有褐、绿彩、青花釉里红三色。虽然有三种色，但受各色烧制条件不同的影响，这三种色不能在同一瓷器上发色。也就是说，此时的釉下彩仍是釉下单色为主。

    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经过近3年的技术研发，终于掌握了釉下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褐色等五种彩色在同一瓷器上同时发色的技术要领。虽然这五彩颜色还称不上十分丰富，但在当时也足够令世人耳目一新了。

    不仅追求技术领先，在市场舆论方面，瓷业公司也手法高明。瓷业公司不断推送作品参加各级展会，这一方面可以鼓励艺术家不断推出突破性的高端作品；一方面也将釉下五彩推向国际、国内舆论的高峰。

    【史料记载】1910年，醴陵釉下五彩作品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得一等奖时，已“列名景德镇之上”。并且“一时间‘是以名誉日隆，中外咸知’”（上海《民立报》1911年4月8日《湘省之四大实业》）。

    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作品“扁豆双禽瓶”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时，引发轰动效应，与国酒茅台一起荣获金奖。

    【收藏家感言】

    国家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专家田申评价醴陵瓷时曾说：“（熊希龄）他们一开始创办瓷业公司就没有打算完全照抄日本窑业模式，也没有刻意模仿景德镇的风格，因为这些对新兴的醴陵瓷业而言都是死路。……唯有集他人之所长，通过创新来创出一条新路，才可能有所作为。”

    或许是艺术家将釉下五彩瓷艺术推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没有企业家这个组织者，这个需要持续研发、需要持续不断占领国际国内舆论地位的综合艺术便失去了土壤。

    第三次生死转折

    创立先进的商业模式

    正如当今的很多初创企业一样，有优质畅销的产品并不意味着醴陵瓷业公司可以顺利地面对市场挑战。醴陵瓷企濒于破产边缘时，龙璋、常先等一批清末实业家力挽狂澜。在公司治理创新上有了耳目一新的进步。 

    随着醴陵釉下五彩瓷在国际国内大展会上频频获奖，醴陵瓷业公司的销路很快打开，产品质量为各地经销商户广为称道。但此时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不堪，让公司濒于破产边缘。 

    “任用非人，致开支浮滥，仅一年净欠大清银行债银16万两。”这时候龙璋接任了瓷业公司总经理。

    龙璋其人，早年就与黄兴是挚友。黄兴在湖南组织华兴会，军费多由龙璋提供。黄兴后来被捕，又是龙璋出巨资解救。黄兴对醴陵瓷业的评价很高：“民生主义之发展，当借助各种实业，瓷业为各种实业之一，而醴陵瓷业自近年改良以来，工致逼近西洋。此湖南之特色，实即中国之特色也。”于是，1913年湖南都督谭延闿核准拨款137500元，“官商合办”湖南瓷业公司。

    龙璋之后，常先被瓷业公司董事会推举为经理后，马上在管理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对工人实行特别包工制度，销售上又创立了“六承销”体制。

    “六承销”即瓷业公司在长、潭、衡、益等6地设立承销处。公司根据承销处订单来安排生产；而产品在承销处所在城市只能由承销处独家垄断经营；承销处则按期与公司结账。这种运行机制已相当于现代商业中的总经销商制。而生产与销售分离的经营理念，也很接近现代的大规模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了。

    挽狂澜于即倒，经营方式和理念的成功，让瓷业公司的订单如雪片飞来。这时候的瓷业已成为湖南4大产业之一。企业家也开始登上了熠熠生辉的历史前台。

    第四次生死转折

    恢复性抢救醴陵釉下五彩传统技艺

    自1918年“护法战争”开始，湖南成为内战争夺要地，醴陵多次成为受损严重的地区之一。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货币贬值、绵延不断的湘战以及水灾的轮番清洗，湖南瓷业公司终于“财力不济，难再坚持”。1930年，成立了24年的瓷业公司终于“遂行倒闭”。

    湖南瓷业公司代表着晚清民国时期，“实业救国”的泡影，也成为旧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公司解散后，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不得不回家务农躲避战乱。

    新中国成立后，醴陵釉下五彩重新力挽狂澜的人物才出现。

    1953年，林家湖在陶画生产合作社被推选为理事生产主任。恢复抢救醴陵釉下五彩是林家湖的最大心愿。时年24岁的林家湖，与68岁的知名艺人吴寿祺结成了忘年交。

    从兴办陶瓷工人业余美术培训班，到成立醴陵陶瓷研究所，培养人才和网罗人才成为林家湖的重要工作。1950年至1957年的业余时间里，培训班共培养了300多位陶画生产骨干。陶研所成立后，一大批技术拔尖的优秀人才调集起来。例如青花老技师宋成仁、瓷雕的徐协和、琢器拉坯的胥发旺、利坯的傅玉才、圆器拉坯的巫冬升等。

    而力挽狂澜的标志性事件，则是“毛瓷”的设计。醴陵釉下五彩的国瓷地位在新中国得到确立，醴陵釉下五彩的实业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1956年，釉下五彩瓷器终于在北京重现风采，清新雅致的风格引起中央办公厅等机构的关注。不久，由中央批准，从国家财政拨款800万元，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能批量生产釉下五彩瓷器的企业——“醴陵国营艺术瓷厂”。

    有意思的是，艺术瓷厂的厂址正好选定在原“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的旧址上。后来就是这家企业与陶瓷研究所一道，多次承担了为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中央场馆生产用瓷的重要任务。

    【收藏家感言】

    王建文透露，当时的醴陵瓷占全国日用瓷份额十分高，几乎到了每家每户都有的地步。醴陵瓷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逐步步入了现代工业生产体系。

    第五次生死转折

    用企业家的胸襟还原产业艺术产品的本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改革形势的不断深入，醴陵国有瓷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都在这几年间，醴陵星火瓷厂、力生瓷厂等相继停产。通过关、停、并、转的震荡，企业由原来的国有经济模式转化为新的运行体制。 

    1985年醴陵各瓷厂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紧接着醴陵又出现了数十家民营瓷厂。

    1999年12月9日国光瓷业（代码为600286）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因为有为毛主席82岁生日生产釉下双面五彩瓷而获得的“中国第一瓷”美誉，加上国光瓷业上市，醴陵瓷业稳稳坐上了中国陶瓷业领头羊的位置。尤其是2001年1月9日国光瓷业坐上了每股25.98元的高价位。风光一时无两。

    然而上市公司的主营目标渐渐由竞争激烈、利润较薄的传统瓷业向利润较高的药业的这一转移，让瓷业振兴的曙光再次迷蒙起来。2007年5月，代码为600286的Ｓ*ＳＴ国瓷（原名国光瓷业）被终止上市。国光瓷业成为湖南有史以来首只退市股。

    从湖南4大产业之一，到湖南首只退市股。醴陵瓷业再次渐显颓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狂澜终于为计划经济划上了休止符，但什么是下一个新增长点呢？

    传统产业不等于夕阳产业的一个根本理由是，传统产业的需求是可以一击激发的，它不会势无避免地走向消失。当技术人才和企业组织都不缺，利润却越来越薄的时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人都只在有限的甲板上选择奔跑的方向已经毫无意义，眼光应该看到甲板外的方向。

    就在这股多元化狂澜中，一批艺术家的后人“下定决心”、“异类崛起”，他们以市场需求为起点，办起了一批专门生产艺术、陈设瓷的高端产品生产企业。

    介于艺术家与企业家之间的行为特质，使这批新生代企业家们既具有敏感的市场观测力，同时又不仅仅满足于企业盈利。他们以技术狂热和艺术执着，来追求不计成本的极品意识。也正是这种意识将生产者从工业流水线上解放出来，从而还原了其艺术家的本质。

    其中的代表企业醴陵金煌瓷艺掌门人陈志强是醴陵成长起来的“70后”一代。醴陵金煌瓷艺有限公司汇聚了醴陵四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一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还拥有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数十人。

    陈志强回忆创办金煌瓷艺的初衷：“醴陵釉下五彩瓷行业不缺艺术大师，缺的是将这一艺术推向市场的企业家。醴陵瓷业要强，企业一定要强。”

    为了不断开拓市场，除了在广州开办了专卖店外，醴陵金煌瓷艺还于今年12月在长沙投入巨资开办了金煌陶瓷艺术馆。

    经过一定原始积累的发展，这类欲深耕瓷产业的新生代企业，让醴陵大地上沉息多年的研发，再度意识蓬勃起来。

    【收藏家感言】

    “颜料研发是釉下五彩瓷的生命，可多少年了醴陵企业一直吃釉下‘五彩’的老本，你看颜料研发已停滞了多少年呀。”收藏家李克良发现，醴陵的新生代企业，正在重归研发之路，风气之凌烈不亚于90多年前的熊希龄创业。“今年世博会上出现的'万花赏'瓶，正是这种颜料研发再次突飞猛进的集大成体现。”

    李克良深信：“决定历史进程的，不仅仅是摆在前台的艺术家，更应该是隐蔽在后面的企业家们。他们的意识决定了企业能够到达的高度。我感觉到醴陵的企业重新找到了他们本应该坚持的道路。”

    醴陵金煌瓷艺再次以“国瓷”形象登大雅之堂——献给联合国的“万花赏”、赠送给国际奥委会的“世界和平”……以陈志强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企业家们，正在不断寻找中国醴陵釉下五彩瓷行业的新方向。正是他们源源不断地给艺术家们输入独立成长的力量，为醴陵釉下五彩瓷行业的未来增设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