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起草“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司法解释，拟明确9类行为为限制高消费范围。（《法制日报》9月18日）

作为执行威慑机制的一个重要措施，“限高令”此前在各地已有实施。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释法，一方面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提高了“限高令”的效力，另一方面是给“限高令”制定了“国家标准”，使“限高令”更具权威性、一致性。据了解，“老赖”坐飞机、卧铺，在星级以上宾馆等高档娱乐场所消费，购买轿车、不动产，租赁高档场所办公，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购买高额人身保险等高消费行为，都在法律禁止之列。可以预见，“老赖”们的日子将不再如以往那么风光。

然而，解决“执行难”不能仅靠“限高令”单兵作战。1999年中央11号文件曾将“执行难”概括为四句话，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一个“被执行人难找”就会让“限高令”变成新的“执行难”。在执行“限高令”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其他部门的配合，没有社会公众的积极监督举报，没有可核查堵漏的征信体系，“限高令”很容易再次流于形式。比如，富豪严介和在2006年因为债务问题受到限制出境和高消费限令时就公开宣称：“不仅‘高消费限令’对我没有影响，限制出境的决定对我亦无作用。”——不久他出国开会，来去自由。

实际上，“老赖”执行难的问题，折射出了整个信用体制的欠缺。是由于缺乏严格的注册登记制度、明晰准确的财产登记制度、及时的监督举报奖励制度，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才造成了执行的“四难”困局。与这些系统性的因素比较起来，“老赖”们的高消费是表象，甚至是细枝末节，因此“限高令”的作用也颇有限。只有从全局着眼，进行整体性的信用体制设计与改建，辅之以亡羊补牢的“限高令”手段，最好还能加上“个人破产法”，让“老赖”也有退出机制，才能取得理想效果。

本质上，“限高令”治“老赖”不是目标，重建诚实守信的市场信任机制与道德风尚才是真正鹄的。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