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毅

　　冯骥才近期出版的《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以下简称《清流》）则将记忆回溯到生命的起点，书写他从出生到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五大道连接了冯骥才的整个成长时期，成为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这部作品以天津城市地标五大道为叙述的地理空间，在个体生命记忆与天津城市地理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联，既呈现了作家最初成长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也折射出了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文化景观。

　　冯骥才将文学、绘画、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称作他毕生从事的“四驾马车”，而从绘画到文学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轨迹，其实早见端倪。不必说自幼习画，甚至在临摹《清明上河图》时，都唤起了冯骥才对市井烟火和风俗生活的好奇与热爱，间接影响了他新时期聚焦天津历史民俗的地域文化小说，以及接连推出的《俗世奇人》。早在1963年基于天津砖刻调查完成的《天津砖刻艺术》，更成为日后文化遗产抢救的起点，直接用于20世纪90年代的老城保卫战，其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至今仍被运用在非遗保护抢救之中。不过这种影响还是后置的，至少冯骥才在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更没有遗产保护的概念，做这些既没有外在动因，更不是生计使然，“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是出于一种情怀，一种天性，还有热爱”。但神奇之处在于，正是这种无功利的热爱，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大道作为天津开埠后的租界一度繁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对富足，因此冯骥才的童年有着幸福的回忆。但如果在老城和码头，则能看到天津更为市井的民间生活，这是冯骥才在结束早年五大道生活步入社会之后感受到的。两者共同造就了近代天津华洋并立、五方杂处的特点，也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市民生活并延续至今。因此，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不仅有繁荣的俗文化，也有在中西交汇的碰撞中形成的雅文化。事实上，天津这种自近代以来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风格，也直接影响了冯骥才对天津的书写——既有以《俗世奇人》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也有以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为代表的高雅文化。

　　不妨说，《清流》更多呈现的，是孩子眼中的在五大道度过的快乐童年，只不过这快乐的背后是“时代的峥嵘与家庭的颠簸”，“也许是大人故意把我挡在了身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五大道的小洋楼渐渐变成“大杂院”，从富人区变成工薪阶层的住宅区，老城的市井烟火气也逐渐涌进五大道，原本华洋分立的两个城区也开始相互渗透……如今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五大道，成为近代名人故居的荟萃之地，正在城市更新与改造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不管生活怎么变，至少到今天，这里对于我依然有家的气息。家的气息是人间最深切的气息。”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