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静

　　梁鸿的《要有光》从文学的角度选择直面深渊，它打开的是众所周知却又不愿意和难以揭开的一个沉痛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有光》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束光，以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试着去开启影响着众多人日常生活的话题。青少年的抑郁和情绪疾病在客观存在的社会化之后，还需要实现另一种自身的社会化，让他们的精神生活从模糊、晦暗、隐晦的暗房逐渐走到被严肃对待和综合全面理解的前台。“要有光”这句话带有毋庸置疑的吁求和宗教色彩，无论发出的语气是命令还是祈求，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为它不是单一的声音，而是包含着大众、家庭和作者的声音，当然也有青少年们的声音。

　　《要有光》选择从空间的角度把问题平铺在中国大地上。第一部分选取了二、三线的滨海市，给出了几个外省少年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的群像，小夏、雅雅、敏敏、小关、铁子、小丽等因为情绪问题彼此建立起一个小社会，他们狂躁、抑郁、焦虑，休学在家，与父母沟通不畅，沉迷游戏，拒绝外出，试图自救但又总是失败。家长和学校同样也处在由此而来的困境中，他们同样焦虑、无力、四处求索，寻找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思想、行动和方法扭结在一起。第二部分以京城命名，写了三个高知家庭的孩子，他们是少年天才但内心复杂的竞赛少年，从不上辅导班被挤下链条的佛系孩子，众望所归但败走名校麦城的优异少年。不同的孩子携带着不同的家庭、情感和教育模式，殊途同归的是，三位少年都在这个社会和教育系统中遍体鳞伤。第三部分进入的是更加复杂的县域社会，从县城到乡镇、农村，呈现的是青少年精神问题的另一种面向，通过花臂少年、娟娟、小立等人的治疗，我们看到的是类似的症状和不一样的原因，城乡流动的家庭变迁以及县域各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另外的故事景深。

　　《要有光》是一本具有边界感的文学作品，它带来的是理解、记录和探索，是整体社会应对中的一环。梁鸿说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不是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等等，“而是找到那样一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它或者它们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重要时刻。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节点存在于我们最日常的话语和行为中，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在用这样的话语、行为、表情和孩子说话，而这样的话语、行为和表情我们用了几千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惯性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很难改变社会系统，但社会系统由我们这些成人构成，一点一点改变。”

　　来源：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