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逸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资治通鉴·周纪一》

　　场景很简单，对话很简短，却道出了儒家心目中的领袖素养。这种素养，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君子不器。”

　　所谓“器”，字面意思是器具，特点是为功能服务，比如锄头是用来种地的，衣服是用来蔽体的。锄头不能用来蔽体，衣服不能用来种地，这就是器具的局限性。作为管理者，必须让自己“不器”，不做任何领域的专才，换句话说，就是干啥啥不行。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凭什么能做管理？如果请田子方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做管理不是管事，而是管人。”

　　所有的“事”，都应该分门别类，交给各个领域的专才去做，而管理者要做的，是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编钟的音准问题，既然是一件很具体也很专业的“事”，那就不是魏文侯这个管理者该操心的，他只应该操心乐官的选拔、任免和考核。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儒家很坚决地推崇人治，反对法治，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君子不器”。司马光本人无数次高举人治大旗。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变的是“法”，这在司马光看来毫无必要，如果一定要变一点什么的话，那也必须是变“人”。

　　当然，司马光也没有顽固到认为“先王之法”必须永世不变，毕竟他既研究历史，也精通《易经》。他很清楚“法久必弊”的一个道理，任何一种制度、政策、法律，无论一开始有多好，多受欢迎，多见成效，只要时间一长，一定会生出弊端，弊端越积越多，就会让老百姓反感。那该怎么办呢？司马光说，要“通其变，使民不倦”，也就是说，要顺应时代，该变就变，让老百姓欣然接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