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章明

　　30岁以前，杜甫生活富足，裘马清狂，漫游吴越齐赵。35岁至45岁间，家道与世道急遽衰落，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非辛”。安史之乱爆发后，携妻将雏，四处漂泊，后病逝于小舟。由富转贫，杜甫没有自怨自艾；半生漂泊，仍然初心不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用诗歌记录历史，“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前人窠臼”。为了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悲苦，杜甫自觉发扬国风与乐府精神，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羌村》和“三吏”“三别”等名篇，号为“诗史”。

　　临终前一年，他看到湖南农民大量逃亡而“农器尚牢固”，哀叹“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把他们比作罗网中的鸟，表示“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杜甫诗中的鸟类意象更具现实关怀。他以鸟喻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设身处地的关爱。

　　杜甫多情，被梁启超称作“情圣”。这位情圣爱妻儿、爱邻人、爱百姓，甚至爱一切生灵。杜甫写了大量的赠内诗。流传于世的有20余首，写出了妻子“贤惠而生动的形象”。

　　杜甫爱家，常常推己及人。幼子挨饿夭折，他“抚迹犹酸辛”，想到“失业徒”和“远戍卒”；家中茅屋被风吹走顶盖，夜半湿冷难眠，他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仁者爱人。杜甫爱人的直接表现是爱邻居。他自称“布衣”或“野老”，总能与各地的邻居打成一片。自家来了客人，菜少酒薄，却要询问客人是否“肯与邻翁相对饮”。乡亲来邀请或有馈赠，他也从不拒绝。

　　在对待普通人和弱小生灵方面，杜甫更加多情。坐骑老了，他写诗相吊，称“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修建打稻场，他“筑场怜穴蚁”；为了把饭食“分减及溪鱼”，他宁肯少吃；到梓州避乱后，难以忘怀成都的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