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淑芳

　　我是1954年考上初中的。那时我们每学期都要参加学农劳动一周。

　　记得初一第一学期的劳动，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拔草。大伙儿一听就乐了，觉得这算什么农业劳动啊？

　　到了田间地头，农民伯伯指着一片“掩盖”了庄稼的杂草，说：“这片地儿归你们班，一人一垄，开始吧！”我们顿时就傻了！哇！这么高的草，有的比我们还高！有的还长着尖刺。大家纷纷拿出手绢包住右手，系紧了，才敢再伸手。

　　相比之下，摘棉花惬意许多。

　　一望无际的棉田如诗似画。我们每人系一个大围裙，左手撑布袋，右手摘棉花，把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放进布兜里。远望蓝天白云、近看棉花成片，真美。

　　最累的活儿，是收割小麦。而比割小麦还苦的活儿是插秧。

　　插秧也是一人一垄。地头儿堆放稻秧。农民教我们要一束一束往地里插，一定要用右手的手指往泥里送，插得够深才能成活，如果插不好，飘起来，那活儿就白干了。农民的话把我们吓得够呛：“在水里不能老站着不动，因为水里有蚂蝗。你总不活动，它就钻进你的肉里，吸血……”我们赶紧稀里哗啦晃动腿。一边晃腿一边插秧，结果当然是把稻秧插得歪歪扭扭看不出行。

　　还有一次劳动，最难忘。

　　那是1956年的初夏，北京郊区闹虫灾，各校各班学生轮流下乡，帮助农民消灭粘虫。

　　轮到我们班，坐大卡车向东南驶。下车，走到庄稼地，见谷子地的叶子都被虫子吃光了，只剩一片光秆，上边爬了不少虫子。庄稼地外有俩大坑，旁边有大堆的生石灰。有同学端着个旧脸盆从谷子地里钻出来，盆里装满了蠕动的粘虫，吓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那同学把满盆粘虫倒进大坑，立刻有人往坑里扬生石灰。

　　打小我就害怕肉虫子。我系紧纽扣，系紧衣领和袖口，再围一条大手绢，闭着眼睛钻进谷子地，一手举盆一手敲秆……前边的同学已打满一盆虫子，她知道我胆小，大喊我的名字，我一睁眼，她就把满盆肉虫伸到我的面前，我腿一软，“咕咚”坐在了地上，两手一按地，又按着了几条虫子……惊慌失色中，辅导员跑过来，拉起我，批评“淘气包”……继续打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