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显斌

　　我17岁时，他19岁。那时，我们是同学，是学校闻名的“两支笔”。我21岁，他23岁，我们师范毕业，成了小镇同一所学校的教师。

　　不久，他调走了，到了一个偏僻的山里学校任教。他教书，写文章，游山玩水，过着古代文人笔下的田园生活，从来不去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

　　他再调回来时，已经是几年后了。他没有多大改变，鼻粱上多了一副眼镜，身上的书卷气更浓了一些。而我，领着一份教师的薪水的同时，已经拥有一个不小的商店。

　　我们后来的分别，则是由于市重点中学的招聘。

　　当时，他信心十足：他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应聘被招，非他莫属。但结果却出乎意料：我们同去的几个人都应聘成功了，而他，却落选了。

　　他很沮丧，一直到第二年招聘，为鼓励他，我才揭穿了谜底：“现在的招聘，谁看才？都是看‘财’。”我把“财”字咬得很重，提醒他。

　　他听了，愣了一会儿，然后坚决拒绝了我的好意：“人，总得有个道德底线。做教师的都这样，怎样面对学生？”我苦笑，十几年过去了，他仍是校园里当年那个青葱的青年；而我，已成熟老辣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认了。

　　带高三的那年，学校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天，学校领导特意告诉我：上学年，他在普中带高三，带得很好。他的班上，除一部分考上大学外，还有一部分成绩不错的复读生。今年，他担任复读生的班主任。

　　领导的意图，明显不过——把那些复读生挖过来。几天暗地里活动，他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答应跟我走。走的时候，是个雨天，他打一把伞，来送行。一切，都在他眼底。我站在那儿，红着脸，很惭愧。学生们也低着头。

　　他笑笑，很豁达，说：“无论走到哪儿，都要注意身体，好好学习，不要让我失望。” 他的眼圈红了，孩子们的眼圈也红了。

　　然后，他走近我，拍拍我的肩：“孩子们都交给你了，一路注意啊！”

　　车子走了好远，回过头来，看见他仍立在细雨中，静静地、孤独地、落寞地、倔强地站着。

　　有个学生说：“我们的老师真可怜！”一句话，车里响起了一片啜泣声。那一刻，我的眼圈也红了，为他，为我，也为了孩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