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瞿筱葳

    奶奶到台湾后身旁惟一的上海人是我爷爷，在他五十年代过世之后，她也鲜少有说上海话的机会了。她快八十岁时搬到新的公寓，楼上住了一位罗奶奶是上海人，奶奶偶尔会端着刚煮好的红烧肉去串串门子，像个同乡的姐姐。她们有新朋友的客气，讲起上海母语来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感。

    一直以为，奶奶的“乡音”就是上海话，很久以后才知道家里长辈没有一位会说上海话，最多就是把“你”改成“侬”，胡乱说一通而已。

    我的父辈们说的是四川话。小时候我们只要听到他们讲话并不是用国语，而是用那种腔调，就知道大人们不是特别开心，就是特别不开心。两种有别平常的情绪，好像要用这种腔调才能表达真切一样。

    当我人到了云贵川，耳朵突然尖了。这一带人说的话又耳熟起来。爷爷奶奶结婚后在成都附近住了几年，没有讲得很清楚是哪里，我决定在此多待几日到处晃晃。人在成都时刚好小叔有事来到成都，我们相约见面。

    小叔是奶奶四十岁时生的小儿子，跟我只差了十几岁，是奶奶最疼爱的幺子。奶奶回到上海，得知她的母亲活到了一百多岁，几年前才走，亲戚们带着奶奶去上香，大伙还没走到坟前，七十几岁的老太太一个箭步往前跪下痛哭，“女儿回来晚了一步”。这些场景都是小叔告诉的。我无法想像用上海的吴侬软语说出口是什么滋味。

    小叔年纪虽然夹在两代之中，他的声腔还是标记了世代差异。他也跟爸爸们说同样的四川话。小叔说了一辈子川音，却是头一回踏上川地。小叔告诉四川友人在台湾家里也说“四川话”，立即讲了两句给对方听。正宗川人一听，乐不可支，说道：“你这不是四川口音，是云南口音。”小叔一愣，他说了一辈子的“乡音”，却从来不知道此乡为何乡，并非他父亲的故乡，也非母亲故乡。

    当年在四川待了八年的这群外省下江人，学到的方言也许并非四川话，就自然而然地用这口音彼此沟通，也继续传给了下一代。这群“下江人”一路沿着大江东流出了海口，到了台湾，继续当“外省人”。刚开始这些上海人也不会讲四川话，八年过去逐渐也就讲顺了。到了台湾，奶奶却发现闽南话跟上海话也有共通之处，她在台北菜市场用她的上海腔普通话混着闽南话，跟菜贩们一聊也是三十年。

    （摘自《留味行》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