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娅

    “超级中学”诞生于高考选才的现实环境中，根植于“分数决定升学”的人才评价体系里。它的身后，是地方政府对教育政绩的非理性追求，也是学校对“升学率”的过分执著，更是无数家长、学生改变命运的殷殷期待。

    对为数众多出生于普通的县城、小镇青年而言，你考或不考，高考都在那里。如果能够挤进“超级中学”，愿意接受“炼狱”一般的磨砺，离成功就近了一步。我们不难发现，衡水中学出现在河北、毛垣厂中学成长在安徽六安的一个小镇，超级中学的规模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远大于中东部地区，因为生长于斯的孩子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超级中学”就如一家家低产能、高消耗的旧式工厂，GDP离不开它们，但它们的发展又与“生态文明”的期待背道而驰。它们鼓吹成功学，实行奴化管理，一切朝高考看齐，高“升学率”的背后是饱受诟病的办学模式。

    工业要想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是必然，而教育要想迎来光明的未来，“超级中学”必须刮骨疗伤，承受转型的阵痛。

    未来的路怎么走？“超级中学”应该把高考“光荣榜”当作起点，而不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对“育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于知识教育之外，补充进人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同时，改变军事化的学校管理模式，多一些人文关怀，多给学生一些自由成长的空间。

    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关切教育，在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实现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均衡。说到底，教育公平的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远比一时一地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来得更有用。

    笔者相信，能够将应试教育做到“极致”的“超级中学”也定能在改革中实现华丽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