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振兴，教育为本；国家兴旺，教育奠基。如果说，共和国65年的辉煌历程是一本皇皇巨著的话，教育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在新中国65岁华诞来临之际，我们以年份为标记，让亲历者娓娓倾述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记忆，以此记录共和国65年教育发展的脉络，勾画共和国教育蜿蜒前进的足迹，以及昂首奋进的历程。

    1949年

    新中国教育起步

    □ 张承先

    华北解放后，由山东的鲁西、河北的冀南、河南的豫北三部分组成的平原省于1949年8月建立，当时我在平原省委任宣传部长。平原省结束后，我调华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华北行政委员会的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建国初期对中国旧教育的改造和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的工作。

    我主要抓了老解放区教育的发展提高和进行新型正规化建设、对新解放区旧教育的接管与改造以及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工作。在对华北的新解放区旧教育的接管和改造过程中，实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的总方针，采取先接管、接收和接办，然后逐步加以改造的办法。1948年秋至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华北全部解放。在各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立了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取消反动政治课、取缔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思想政治课、组成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外，对旧学校的校长、教师，除极少数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外，一律继续留任，学校办学经费照旧划拨。

    在建国后的头三年，不仅从制度上改革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教育，而且也从思想上实现了对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从而创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

    （据《张承先回忆录》）

    1956年

    4亿多文盲学识字

    □ 李吉元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6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要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扫盲。为此，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面貌。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看到这种情况，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和“送粪”两个词。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中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作者系原教育部成人教育司退休干部）

    1977年

    我向小平建议恢复高考

    □ 查全性

    1977年7月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8月初赴京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时，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刚刚经历过“文革”，代表们起初对于发言都心有余悸。但让我们意外的是，从第一天开始，邓小平每天准时到会，并和大家一起离开。他认真听取代表的发言，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代表们感到“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解除了思想包袱。

    作为15位高校代表之一，我对此有着相同感受。于是，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发言提纲，面对邓小平，我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最后我还建议，把大学招生名额改由省区市掌握。按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真正让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者均可报考。从今年开始改进招生办法，今年能办的事情就不拖到明年。

    邓小平听完后，向我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周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支持。邓小平当机立断，当场指示：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教育部原来规定今年招收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比例要提高，教育部立即执行。

    就这样，1977年冬，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人。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敞开。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

    1987年

    民办教育步入稳步发展新阶段

    □ 刘文珠

    1981年，当时我国开始出现一些私人办学的情况，主管成人教育的副部长臧伯平想搞一个调查，就带着研究室和计划室各一人，还有在成人教育司职工教育处工作的我，以及他的秘书，一行几人去江苏、浙江和上海进行调研。

    我们在浙江发现有一所钱江大学，学生质量、教学要求和教师都不算太差，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学历谁来承认；二是教师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年纪偏大，而且是没有报酬的义务教学，那么后续的教师力量如何保障。回来以后我们就此写了调研报告。

    1981年以后又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使得文件的出台变得更为迫切。第一件事是某省出现了一所刊授大学，就是用报刊的形式来授课，学校没有门槛，谁都可以报名，结果一下子招了50万人。每个人入学要交报名费、证章费和学生证费，约2元左右。因为我之前接触过这类问题，所以又派我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去作调查。我们到太原后了解到很多情况，比如这个学校一本刊物收1元钱，那么50万人就要收50万元，再加上不同专业的教材费用，涉及的经济利益非常大。许多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背着背包前去报到，想要住宿、上学，可根本没有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在北京开办了一所社会大学，设8个系、若干个专业。实际上，这个学校完全是“三无”学校，无校舍、无教师、无教材，8个系都在空中飘着，若干个专业更是没影的事。比方说，美术系的教室是借用的一个中学教室，大家都知道教静物写生应有一定的光线、布景要求，而中学教室不具备这些条件，根本无法完成既定的教学要求。

    针对这些情况，国家教委在1987年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从那以后，社会力量办学就被纳入了国家正规管理体系，我国的民办教育进入稳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作者系原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办公室主任）

    1999年

    扩招让高教发展驶入快车道

    □ 纪宝成

    1999年6月2日上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国务院决定今年要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我很吃惊，因为觉得时间晚了，忙问扩招多少，她说要比去年增加100万人。当时我一下子跳了起来，说这绝对不可能。至立部长又问我：你觉得最多能扩招多少？我仔细想了想说：“最多50万人。”至立部长认同了，并且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决定，要迅速落实，马上落实。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扩招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当时各高校招生简章已经发出去了，正是7月份高考，学生在忙着填志愿。国务院关于扩招的决定改变了正常的部署，一切工作安排都转入特殊应急状态：6月2日下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召开司务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方案；4日上午教育部召开部长办公会，听取发展规划司关于扩招的规划；7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招的精神和扩招方案，我还起草了专门给李岚清副总理的报告；13日，各省市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市长和教育厅厅长齐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同志作了部署安排，要求做好扩招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6月2日到13日，短短10余天的时间，一切部署安排到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原司长）

    2014年

    首批在京参考的幸运儿

    今年19岁的我是北京劳动保障学院2014级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新生。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首批在京参加异地高考的幸运儿。

    我的老家在四川仪陇县。听父亲说，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出来闯荡，为了谋生，什么活都接，最终在北京的八一中学稳定下来，成了后勤系统的一名员工。父亲踏实勤劳，学校为他在苏州街的家属楼安排了宿舍。这之后，父亲将母亲从四川接来北京，我们算是在偌大的北京城有了一个小小的家。

    因为是职工子弟，小学毕业后，我得以顺利进入八一中学初中部借读。但初中毕业后，我只能转到民办高中清华志清中学，这里一学年的学费近2万元，父母只能省吃俭用供我读书。

    其实从记事开始一直到高中，我从没怀疑自己是北京人，尽管户口所在地不是北京。因为对家乡，我没有太深的印象，1995年我出生在北京，到现在一共就回过两次仪陇，一次在3岁时，一次大约是小学2年级。到了高中，当听说自己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时，我陷入一个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问题——我到底是哪儿的人？

    没有北京户口，我只能回到四川老家参加当地的高考，于是，父亲想方设法为我补办了老家的学籍。就在我准备离开北京回四川时，教育部2012年正式在全国推进异地高考，第二年9月，北京市教委公布异地高考实施办法。尽管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但新政让我留在了父母身边。接下来的事情，顺利了很多，我苦苦等待的好运也接踵而至。今年3月，我参加了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自主招生考试，4月8日被顺利录取。

    □ 讲述/吕曦  整理/余娅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