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玉祥

    “文革”中，摩登文人郭沫若出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在此书中，郭沫若就对李白捧之上天。为了衬托，还顺手对自古以来就与李白并驾齐驱的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按之入地——好让李白在整个群星灿烂的唐代“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书中《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老引用了杜甫一首题为《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诗：“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而后指出“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提防强盗进来”云云。这种深文周纳简直叫人跌破眼镜：数自己的鹅鸭，关自己的柴门，就成了“赤裸裸的地主心理”？莫非要像陶渊明那样鸭虽养而不数、门虽设而常开，才算是赤裸裸的贫下中农心理？推测郭诗人的意思，似乎是讲杜甫既然孜孜不倦地数鹅鸭而关柴门，说明他财产不少，也因此说明他是地主——贫农哪有什么鹅鸭？如此划分成分，真让人啼笑皆非：鹅鸭居然成了是不是地主的依据！郭沫若是大诗人，可是当他以诗人的身份来写文章颂圣之时，也难免为文而造情的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