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连根

    李提摩太（1845年—1919年）是英国著名传教士，他1870年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有一条至今读来还感慨颇多。

    在1887年，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之所以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因为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改革非当务之急。孙中山的回复却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焦躁？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波比一波焦躁，一茬比一茬激烈。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