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见明

    我刚好写了三十年小说。这中国小说的三十年，大致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最热闹的三十年。写的人多，发表出版的作品也多，这条路上就必然很挤。一挤就势必有嫌挤的写手要千方百计寻找到一条更便捷的路，以利尽快到达他们所想达到的目的。我一直在这个很挤的路上，是被挤者，也是挤的看客。既然被挤，也必生被挤的厌倦，也想寻一条捷径。算得是一个合格的看客，看足了众多的表演。

    花了三十年的工夫，在饱览了众多小说样式的尝试之后，我最终的感慨还是回到了对于小说认知的初始：小说不过是小说，不是能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说。小说便是说话，把世俗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情，经过巧妙得体的加工剪裁，有趣地说给大家听，如此而已。显然，这不过是我的道理，这个道理的出处，便是我每当在脑海中翻阅已经读过的无数中国小说中，印记最深还是《快嘴李翠莲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很早的小说。照说这都是早已过气的小说，但为什么还能够固执地残留呢？不一定要有道理，鲜活的记忆便是最坚实的道理，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记忆和感觉更可靠。

    姚子珩先生的这一批小小说，唤起了我关于文学深处的记忆。我以我文学三十年的最终立场认为小说还是应该这样来写：一是说的大白话。生活中说大白话易，小说用大白话来说就难。这个难，只有写小说的自己才明白，很多小说看似写得很文采、很复杂，其实是作者没有办法用大白话来讲清楚，才去寻求另外的办法。二是说得简练的话。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小说里，能够用最短的话语来表述复杂的事情，能够以一当十、举重若轻、“一句当一万句”，都是高手。一件简单的事情倘若说出一箩筐话还没有说清楚，生活中这样的人最好不要选择当领导这个职业。啰啰嗦嗦写出来的小说，大抵也没有什么看头。三是少不了要讲一件有趣的事情。生活中要是一堆人冬天里围炉夜坐，会讲故事的人必是中心。如果有人不适时宜语无伦次讲意识流，便会认为是神经病。小说断然是少不了意识流的，但如果把做梦和说胡话也能编成生动的故事，就成了小说家。三十年来我看到许多因不屑讲故事的同行，最终还是回到小说讲故事的源头，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姚子珩是这么来写小说的，他十分尊崇明清经典白话小说的明白晓畅，又十分珍惜他昔日乡间生活和现今机关生活的美妙记忆和有趣瞬间，他注重了小说的小，像一个细心的工匠，将记忆中一件件并不起眼的小事，绣成花朵和绿叶，打磨成珍珠和首饰。《癌症》、《换房》、《邻居》、《工作餐的故事》、《完假归主》、《老牛的哀叹》等很多篇章，都写得精致有趣，很耐看，是能够让人记住和回味的。我们不必对小说寄寓太多的社会沉重，一段文字能让人记住和回味，就算是点缀了人间的阅读美丽。

    姚子珩的主业是新闻，观察世象的职业敏锐和文字的考究，是他小说明亮的双眼。他抓牢了文学的浪漫之索，使他的小说成功地跳出了新闻的概念。又专注于用心吸收中国小说艺术中最纯粹的部分，成为他小说坚实的双翼。这都是姚氏小说地道的理由。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巡视员、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