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民  杨志刚

　　1934年10月17日傍晚，8.6万余名红军战士从临时搭起的浮桥上穿过于都河，向西而行，身后是渐远的苏区和站在河岸上送别的乡亲。

　　谁也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两年数万里。此后的征途上，红军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余座，进行各种战役战斗600余次，红一方面军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山河铭刻铁血征程，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铸就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

　　90年来，红军长征故事被一遍遍讲述。人们记住了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军事壮举——它们见证了一支队伍的英勇。可辉煌的另一面，是近乎绝境的危急：前有重兵堵截，后有追兵紧逼；衣衫褴褛、缺衣少食；崇山峻岭、步步惊心。置身如此绝境，这支队伍究竟是如何突出重围，一路走到陕北，最终赢得胜利的？

　　走进历史深处，答案就藏在沿途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身影里，是他们用门板、船只、粮食，用自家儿郎，把这支队伍托过了万水千山。老百姓为何愿以身家性命相托？因为他们从这支队伍的一言一行中深深感受到，这是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份用行动换来的信任，正是红军穿越绝境、走向胜利最深厚最根本的力量。

　　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筑牢信任的根基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在湖南汝城休整期间进入沙洲村。初冬的湘南山区，寒意已浓，三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中。徐解秀家一贫如洗，家里只有烂棉絮和破蓑衣。女红军们把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床行军被打开，和徐解秀母子合盖一床。几天后部队开拔，她们执意要把被子留下，徐解秀不肯收。推让之间，一位女红军拿出剪刀，将被子从中间剪开，把半条留给徐解秀，让她留下御寒，还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再回来看她、送她一床新被子。

　　此后，三位女红军再也没有回来。徐解秀常念起：“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1984年冬，重走长征路的记者寻访到沙洲村，老人拉着手反复念叨那三位女红军；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还在等着她们回来。半条被子的分量，不在于它本身的物质价值，而在于它承载的是红军发自内心的人民情怀——即便在物资极度缺乏的处境下，红军首先想到的仍是群众的冷暖。

　　就在同一时期，湘江战役打响。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苦战五昼夜，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此危急时刻，沿江老百姓主动把自家的船只、门板拿出来搭建浮桥，为红军带路、抬担架、收治伤员。在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把最要紧的东西留给群众；在最危险的时候，群众选择把身家性命交付给这支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宁可自己受冻挨饿，也不让群众吃亏，这就是价值信仰的自然流露——把群众冷暖置于自身安危之上。正是这份自觉，让老百姓从这支队伍的一举一动中明白了其宗旨，并心甘情愿地信任和追随。

　　民族平等的生动实践牵起信任的纽带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北上抵达大渡河畔。要抢渡天险，必先穿过彝区。然而，历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早已在彝汉之间垒起厚重的隔阂，彝族群众对汉人军队深怀戒备。为顺利通过彝区，党中央确立了争取彝族同胞的方针。临行前，毛泽东明确指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先遣队进入彝区后，果然接连遭遇拦截，物资被抢，时有伤亡。面对挑衅，刘伯承严令部队：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开枪。红军深知，彝族群众的戒备根源于千百年的民族压迫，唯有以平等和诚心相待才能化解。这种不恃强凌弱、反以尊重相向的胸襟，打动了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刘伯承和小叶丹以水代酒，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之后，小叶丹派出向导，护送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种尊重，并非一时一地的权宜，而是党一以贯之的民族政策在长征中的体现。早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转战湘南，红军总政治部在永州蓝山发布长征后首个民族工作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要求部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将民族平等与尊重确立为制度遵循。在汝城一带的瑶族聚居区，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许多原本躲避观望的瑶民，逐渐转变为主动为红军带路、架桥和送粮。

　　从湘南瑶寨到大渡河畔，这些跨越地域与民族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唯有命运与共的坦诚才能打破隔阂，赢得真正的信任。长征途中，红军不以征服者自居，而是真正尊重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与信仰传统；不以强力压人，而以真诚换心。这种真诚，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民族隔阂，让各族群众从内心深处认同这支队伍。90年前，红军用尊重赢得了各民族的信任。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增强各族人民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必然要求。    

　　纪律严明的队伍底色夯实信任的基石

　　1934年8月18日傍晚，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抵达湖南桂阳，其通讯连在县城近郊燕山村的梨园宿营。时值初秋，梨子熟透，黄澄澄挂满枝头，香气诱人。连日急行军的战士们又饥又渴，但全连严守纪律，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满山的梨子一颗未摘，连被风吹落的也被一一拾起、堆放在树下。次日清晨部队开拔，村民们赶到梨山一看，树上未见采摘痕迹，地上不见一枚梨核，只有成堆的落梨。乡亲们深受感动，你家摘一篮、他家摘一篮，凑了一担梨，派村民李友生挑着追赶部队，却被婉言谢绝。这段佳话后由亲历者、时任通讯连二班副班长林文兴记下。1982年7月19日，他在《湖南日报》发表回忆录《夜宿梨山》，文中深情回忆了这段往事。

　　同样的纪律自觉，在万里征途上处处可见。红军长征抵达四川松潘毛儿盖藏族聚居区，藏族群众因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纷纷躲进深山。战士们粮草耗尽，靠挖野菜、啃草根甚至煮皮带充饥，却依然严格执行筹粮纪律：如要收割群众的青稞，必须在田头立下“割麦证”木牌，写明收割数量，告知藏民归来后可凭此兑取等价银钱或物资。再比如，在甘肃通渭榜罗镇，红军战士宁肯露宿村道也不入民宅，喝一碗水、吃一顿饭都要按价付钱。

　　红军坚守纪律的背后，是对人民利益的敬畏与守护。红军过境秋毫无犯，与旧军队让地方鸡犬不宁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从这支队伍的纪律中，老百姓看清了它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90年前，红军用严明纪律赢得了民心；迈步新征程，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依然是我们取信于民的固本之举。

　　90载岁月峥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双脚丈量万里征途，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人民为何相信中国共产党”这一深刻命题。也正因如此，红色的种子随着长征足迹播撒在祖国大地，种进了人民内心深处。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最深厚的力量始终在人民。我们必须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以人民情怀凝聚共识，以平等尊重增进团结，以严明纪律守护初心，把亿万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均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