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课题组

　　湖南是红军长征的先遣探路地、浴血征战地、转折开端地、战略策应地。红六军团西征入湘，千里迂回湘桂黔边，承担先遣探路使命；中央红军过湖南，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后通道转兵，成为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数地，牵制大量敌军，完成策应主力与战略后卫任务后，从桑植出发长征，汇入革命洪流。三支部队足迹遍及湖南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征战逾16个月、行程过万里，进行战役战斗100余次，牺牲将士逾7万人（含湘边境），并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挽救红军生存危机、实现革命前途重大转变作出重要贡献，谱写了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党史军史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先行探开革命生路：红六军团先遣探路，红二、红六军团形成策应力量，党和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中抉择生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红六军团奉命先行西征，出湘入黔，与红三军在木黄会师后形成战略突击力量，随后展开湘西攻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蒋介石在湘西布下重兵，中央红军面临覆灭危险。通道转兵促使中央红军跳出敌军预设包围圈，成为长征战略转变的开端，红军在湖南迈出从绝境走向新生的关键一步。

　　首先，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侦察探路，打开红二、红六军团策应长征新局面。

　　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明确“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红六军团西征不是普通游击行动，是党中央着眼全局部署的战略先手棋，湖南则是中央选定的“探路”核心区域。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赣入湘，计划在零陵抢渡湘江，因湘敌紧急布防未果，转道阳明山，经广西界首渡过湘江后折返湘南，最终入黔完成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在湖南的转战，验证了向西转移路线可行，摸清国民党军在湘防务的薄弱环节，证实红军可以在湘境较大范围机动，为中央红军选定西进路线提供先验参考。正如萧克后来总结：“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中央红军西进路线与红六军团探路方向高度重合，正是侦察成果的实际运用。红六军团付出巨大牺牲，出发时9700余人，与红三军会师时仅3300余人，会师后开创湘鄂川黔根据地，既蹚出了一条红军生存转移的前进通道，也为中央红军主力血战湘江后走向新生提供了根本前提。

　　木黄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并初步建成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策应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主力。湘西良好的群众根基与利于机动的山地条件，使中央红军西进不再是被动突围，而是有方向、有策应的战略行动。湖南作为探路主战场，红六军团的先遣侦察与红二、红六军团的军事攻势前后衔接，打开了策应长征的新局面。

　　其次，党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跳出敌兵重围，在绝境中辟开革命生路。

　　1934年12月，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县境，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蒋介石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一带布下口袋阵，企图围歼红军。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计划，立即西进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中央红军调整行军路线，分路转兵向贵州挺进。

　　通道转兵是在直接北上湘西的方案已风险极高、敌军重兵完成部署背景下作出的关键方向调整，使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预设包围圈，避免了主力陷入围歼、中国革命丧失核心力量的危险，为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不断校正战略方向创造了前提。通道转兵能在绝境中开出革命生路，源自党和红军独立自主应对危局。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疲惫减员的红军也承受不起再次惨败，党中央只能立足现实军情敌情作出抉择。通道会议迈出了独立自主研判全局、实事求是调整战略的关键一步，使党和红军掌握斗争主动权，于重重封锁中抉择出新的前进道路。

　　在开辟革命生路的艰辛征程中，湖南是红军足迹密集、牺牲巨大、关键转向的重要区域。红六军团作为西征先遣队，以巨大牺牲为中央红军主力探开前进方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被任弼时称作“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为绝境中的红军提供休整周转的战略依托；中央红军于通道果断转兵，在敌兵重围下掉头西进，找到浴火重生的前进道路。红军长征在湖南浴血奋战，红军生存之路同革命发展生路在此交汇，党和中央红军在湖南实现由绝境走向新生的转折开端。

　　二、应势构建转折枢纽：湖南在红军长征中的战略地位

　　湖南是长征重要通道和多层次战略支点、策应枢纽。红二、红六军团合兵在湘发动湘西攻势，开辟外线策应战场；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血战后通道转兵，开启战略转折开端。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敌军，提供后方支点；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长征，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主体力量，完善红军主力长征梯队布局。

　　第一，红二、红六军团在湘作战构建外线策应战略支点。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在湘发起湘西攻势，是湖南发挥策应支点作用的开端。1934年10月26日，中革军委曾电令两军团分开行动，要求红六军团单独挺进湘西创建根据地。两军团领导人集中兵力挺进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发动攻势，调动湘鄂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随后的十万坪大捷迅速打开斗争局面。12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自大庸南下拟夺沅陵进军湘中，威胁堵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侧后，计划未实现后仍挥师直逼常德、桃源，取得浯溪河战斗胜利。历时2个多月的湘西攻势击溃、歼灭国民党军近20个团，迫使国民党从围堵中央红军部队抽调3个师驰援湘西，并牵制鄂西敌军无法入川作战。湘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重要外线策应支点，红二、红六军团也应势开辟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湖南在长征全局中的战略策应作用。

　　第二，通道转兵与根据地建设发挥战略回旋支点作用。经过湘江战役重创后，中央红军在通道果断转兵，跳出国民党预设合围陷阱。通道转兵是长征出发后党中央立足现实作出的重大抉择，湘西南成为长征初期扭转战局走向的战略区域，发挥了重要战略回旋支撑作用，使湖南成为扭转战局走势的关键转折节点。湘西群众基础扎实，山地环境利于机动回旋，具备建设根据地、充当战略回旋支点的现实条件。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永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先后建立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委员会，总人口50余万，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块规模较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它牵制敌军、迫使国民党分兵，为中央红军提供休整周转和战略回旋空间。通道转兵与根据地保障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湖南在长征中的回旋支点。

　　第三，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与主力整编形成红军发展战略支点。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桑植出发长征，湖南在红军主力发展上的支撑作用充分显现。完成策应中央红军、建设根据地任务之后，两军团顺应局势踏上长征征途。这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红军主力重新布局的重要部署，凸显了湖南在红军长征整体行动中的战略支点作用。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遵照中革军委命令，与红三十二军合编，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完整的主力梯队布局得以形成，为长征胜利和后续革命斗争筑牢基础。红二、红六军团作为红二方面军核心组成，其战力根基来自长征前期在湖南转战中的斗争淬炼，为后续长征和主力梯队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逆境推动路线觉醒：湖南与长征转折的历史开端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指挥，将中央红军推入极度被动的危局。湘江战役惨重损失之后，党内红军内对错误指挥的怀疑与不满“达到了顶点”。转战湖南途中，中央领导层对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反思持续深化；湘江血战的巨大牺牲，使少数领导人的思想觉醒发展为全军上下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普遍质疑；通道会议转兵决策，为后续纠正错误军事路线、解决中央领导组织问题埋下伏笔、奠定初始基础，湖南成为长征伟大转折进程中路线觉醒的重要开端。

　　第一，毛泽东深刻剖析“左”倾教条主义指挥带来的严重危害，推动中央领导层凝聚正确主张，促成实事求是思想认识的觉醒。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进入湘南起，毛泽东就自觉地站出来，加紧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工作”。他向王稼祥、张闻天坦诚剖析“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比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经验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经过持续交流，张闻天“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明确提出应当重新起用毛泽东领导红军作战。湘南行军路上的思想交流与交锋，推动了部分中央领导人转变思想，为遵义会议纠正军事指挥错误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惨重损失的事实面前，逐步认清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危害，这一转变在通道会议正式体现。1934年12月12日，通道紧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明确支持西进贵州的主张。虽然会上分歧较大，没有形成正式决议，没有彻底改变既定战略，但立足敌情、实事求是的研判思路重新纳入中央军事决策的讨论，开始打破机械固守预设作战方案的教条指挥模式。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电令部署全军西进，是长征中将实事求是运用于军事决策的重要开端。从湘桂边境战略争论，到通道会议调整行军方向，再到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北上会合计划、猴场会议限制“三人团”军事指挥权，构成思想路线觉醒持续演进的完整链条，湖南境内转兵决策成为中央高层回归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开创性实践。

　　第二，湘江战役证实“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已经破产，推动党和红军内部思想觉醒加速发展。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与长征途中接连受挫，到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不断加剧。这种从个别到普遍、从疑虑到共识的转变，表明了广大指战员已对长征既定到湘西会合的部署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

　　湘江战役之前，毛泽东、彭德怀等已对错误军事指挥多次提出批评，张闻天、王稼祥等也逐步形成新的认识，但最初对错误路线的反思局限在少数中央高层领导当中，多数红军指战员尚未充分认清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本质危害。湘江血战后，数万将士的牺牲打破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失利的客观借口，广大指战员看清指挥失误带来的严重恶果，充分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的巨大危害，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破产。立足敌情确定军事行动方向的主张，逐步由少数人的判断发展为领导层更多人的共识，也得到全军指战员拥护，期盼毛泽东重新指挥作战。党内红军内不断汇聚的思想认同使通道转兵、黎平定策、猴场会议约束军事指挥权直至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准备了现实思想条件。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催生的普遍反思与不满，遵义会议纠偏会面临更大阻力，湘江战役为长征途中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准备。

　　第三，通道会议决策转兵，是毛泽东重新参与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军事决策的重要起点。

　　毛泽东是中央红军、中央苏区主要创建者，在党和红军中拥有崇高威望。宁都会议之后，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军事决策中基本失去了发言权。

　　但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口，毛泽东毅然站出来，力促通道会议的召开，在中央高层会议上阐述军事主张，得到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这次会议首次挑战“三人团”独断的军事决策，这是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第一次得到中央决策层部分采纳。以此为起点，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层层推进，直到遵义会议调整中央军事领导机构，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因此，通道会议既是毛泽东重新参与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军事决策的重要起点，也是党和中央红军催发正确思想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觉醒的重要开端。

　　四、发展壮大革命阵势：红军长征在湖南的军力锻造与革命火种播撒

　　红军长征在湖南征战，不仅是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也是逆境条件下党和红军淬炼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局面、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三湘，通过战火淬炼、根据地建设、扩红运动，推动军力锻造、兵员补充、民众觉醒，不断发展壮大星火燎原的革命阵势。

　　第一，浴火淬炼红军部队。湖南战场环境残酷恶劣，处处是生死较量，成为红军血与火的淬炼场。红六军团西征探路，中央红军湘江血战，红二、红六军团湘西反“围剿”，一场场硬仗磨砺官兵意志。湘江战役中，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以血肉坚守渡口，掩护党中央和主力渡江，以巨大牺牲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红六军团西征途经通道杉木桥，遭遇湘桂敌军主力，一个排抢占高地掩护主力，多数战士牺牲，剩余8人宁死不做俘虏，手挽手跳崖全部壮烈牺牲。国民党调集22个师又5个旅外加十余万地方武装“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为了打开入黔通道，红军在绥宁瓦屋塘与敌激战，红五师师长贺炳炎身负重伤，无麻醉条件下实施截肢，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第一位独臂将领。红军长征在湖南的艰苦斗争中，大批领导骨干、基层指挥员在血火中淬炼，逐步成长为革命中坚力量，为后续中国革命事业炼就了宝贵人才。红军部队虽然不断战斗减员，军力、战斗力却在浴火中势不可挡地成长锻造。

　　第二，有效补给兵员力量。湖南积淀深厚的革命基础，为转战境内的三支红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与物资支撑。红军长征在湖南牺牲约7万将士，但队伍在群众支持下得到接续补充。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初仅7000余人，依托湘西根据地土地革命，工农子弟踊跃参军，1935年11月突围长征前发展至1.7万余人。中央红军入湘后，湖南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摧毁碉堡炮楼上百座。汝城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筹集大批粮食，数千群众参与支援。三支红军在湖南的兵员补充总计约3万人，靠的是土地革命激发的群众认同和党组织的深入动员，使红军在减员中不断获得新生力量，为红军接续长征、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三，深度唤醒广大民众。红军长征既是战略转移的军事远征，也是唤醒民众的思想远征。红军部队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推动劳苦大众实现思想层面的深度觉醒。1934年11月，在汝城发布长征途中第一份公告《出路在哪里》，阐明工农解放的斗争方向，唤醒劳苦大众，得到群众拥护。除印发公告文告外，红军还通过口头宣讲、书写标语等形式，向底层百姓揭露剥削压迫，传播翻身解放的革命主张。沿途打击土豪劣绅，为受苦群众伸张正义，以实际行动打破国民党的虚假宣传，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过革命洗礼，许多民众思想觉悟发生深度转变，从起初的惧怕红军、怀疑红军、躲避红军，纷纷转向拥护红军、支持红军、参加红军，主动承担起筹粮筹款、充当向导、掩护救治伤病员等各类支战任务。红军能够在湖南及时补充兵员、顺利筹集粮草、赢得群众支持，正是党和红军深度唤醒民众的有力见证，即便红军主力离开湖南，革命火种依旧留存于老百姓心中。

　　五、苦难淬炼伟大精神:湖南是锻造长征精神的重要熔炉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对其丰富内涵作出了“五个就是”的重要论述阐释。红军长征在湖南以独特而厚重的革命实践，对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了生动注解。

　　第一，转战湖南的红军部队在艰险前行中诠释“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坚定革命理想和必胜信念，在湖南战场得到充分展现。红六军团从桂东寨前圩誓师西征，担当为中央红军侦察探路的战略使命，历经湘桂黔边连续苦战，以巨大牺牲完成战略任务。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人员锐减，但整个队伍没有溃散，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下依旧坚守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扎根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军队持续重兵“围剿”，始终不改革命初心。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绝境之中维系红军队伍、支撑指战员继续战斗的精神支柱。无数红军将士身处生死绝境，依然不改初心，用顽强意志诠释了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印证了正义事业不可战胜的历史必然。

　　第二，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浴血拼杀中诠释“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的血性魂魄与悲壮场景，深深镌刻在湖南的长征战场上。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担负全军后卫，在完成掩护中央红军渡江任务后，全师陷入重围，大量将士壮烈牺牲，余部在永州境内遭遇强敌，陈树湘被俘后毅然“断肠明志”，以生命践行革命信仰。红六军团孤军远征，辗转湘南崇山峻岭，在强敌围追堵截下浴血探路。红二、红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西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在三湘大地的一次次恶战之中，无数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舍生赴死，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场场惨烈战斗、一桩桩英雄壮举，把不怕牺牲的革命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书写了为理想勇斗争、敢赴死的铮铮誓言。

　　第三，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在变局抉择中诠释“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坚持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的僵化束缚，是湖南境内长征实践十分突出的特质。湘江血战后敌情已经发生剧变，博古、李德依旧机械固守北上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立足现实战场态势，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通道会议采纳这一行动方向，红军由此跳出敌人预设的“口袋”。同样，红六军团西征原定在零陵抢渡湘江，察觉敌军重兵布防之后，当即调整行军路线转向阳明山，也是实事求是的生动体现。通道会议开始突破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惯性，实现由机械执行预设计划向立足现实研判战局的转变，为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系统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奠定实践基础。湖南战场上的这两次关键抉择证明，唯有挣脱教条束缚、尊重战场客观实际，才能在危局之中找准出路，充分彰显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价值。

　　第四，红军长征在湖南各部队在相互策应中诠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顾全革命大局、严守组织纪律、坚持团结协同，贯穿三支红军在湖南斗争的全过程。红六军团西征本身就是服务中央苏区全局的战略行动，以孤军远征调动湘桂两省敌军力量，主动吸引大量国民党军队，有效分散敌人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用自身的长途跋涉与重大牺牲，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迫使国民党调兵回援，在战略外线有效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充分体现局部服从全局的组织原则自觉。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长征，留下红十八师在湘鄂边游击，孤军牵制大量敌军，掩护主力突围。红十八师面对数倍敌人轮番“清剿”，坚守作战岗位、严守命令，不擅自脱离战场，即便部队大量减员依旧以大局为重。各支红军部队之间不分彼此、相互策应，不以自身的困难计较得失，依靠严密的组织纪律实现行动协同。

　　第五，党领导的红军同湖南各族群众在军民团结中诠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是长征胜利的根基所在，在湖南留下了鲜活的历史印记。汝城沙洲“半条被子”的故事，三名女红军把仅有的行军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贫苦群众，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本色。红军严格恪守群众纪律，向工农群众广泛传播革命纲领；湖南各地群众踊跃参军、输送物资、冒险掩护伤病人员，军民双向的支持与守望，彰显长征深厚的人民底色。桑植等地大批群众投身革命，涌现出大量可考证的革命烈士，正是人民拥护革命最真实的写照。红军爱护群众、群众拥护红军，军民之间结成牢不可破的鱼水情谊，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长征取得胜利最深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

　　（执笔：刘启峰 刘文典 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