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赐 任东华

　　瑞士作家于尔克·舒比格有一篇极短的故事，只有三句：“洋葱、萝卜和西红柿，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默生长着。”这则故事看似简单，但具有哲学深意，即倘若从未见过南瓜，便只认为那是空想。而南瓜的应对之法简单而耐人寻味：它不争辩，不举证，只是继续生长。邓筱菊、尚翰的长篇新作《思朦镇》所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南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溆浦思朦镇有位名叫宋玉燕的农家女儿，她靠着勤劳与善良，从“存粮不超过三日”的困顿中一路走来。在数十年的奋斗历程里，宋玉燕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带动全村走向小康道路。哪怕其间所爱之人受骗而自杀，自己也险些送命，可她没有去争，也没有去恨，只是继续怀揣善意地活着，像那只南瓜一样，不说话，默默地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位女性角色王丽丽。这位昔日的书记千金设局与宋玉燕的情人舒目连交欢，希望以此要挟他与自己成家。舒目连宁死不屈后，王丽丽又夺走向宋玉燕示好的警察李茂，后又靠着肉体巴结县城的旅游局长拿到游船承包权。发财之后，王丽丽包养年轻男性，终至夫离女散、身陷囹圄，直到出狱，才幡然醒悟自己错在哪里。

　　王丽丽不是天生的恶人，甚至可以说是这部小说里最悲哀的人，因她一生寄托全在他人身上：先是依附父母的权势，继而依附权力，最后依附金钱。依附的对象一换再换，依附的结构从未变过。更耐人寻味的是，王丽丽两次出手去抢的，都是中意宋玉燕的男人。然而，王丽丽欲望的对象其实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宋玉燕的位置，她只知道宋玉燕有什么她就要什么。法国思想家勒内·基拉尔把这种情形称作“模仿欲望”：主体的欲望并非自发，而是模仿一个中介的欲望，于是中介既是榜样又是障碍。连欲望都是借来的，这才是王丽丽真正的悲哀。

　　那么，这种依附与攫取是如何生成的？这就触及了乡土社会的深层结构。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提出“匮乏经济”的概念：在土地资源有限、产出基本恒定的条件下，一方的多得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少得。1972年的思朦镇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匮乏经济里，谁守着柜台，谁就握着支配权。当支配权一旦可以变现为私利，守门人就会把“公”的资源转化为“私”的资本，如王丽丽就用它换爱情，后来用它换权力。从这个角度看，王丽丽的“恶”从本质论转成了生成论。她不是天生坏，而是匮乏年代里把依附内化成了生存理性。

　　可是，同在这样一个匮乏的思朦镇，宋玉燕为什么没有被同化？答案藏在序曲里。小说开篇几乎用整整一页抄录屈原的《橘颂》，并把诗人放逐的路线从洞庭、沅水一路引到溆浦县丝茅镇。诗里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正是宋玉燕为人的真实写照。王丽丽依附、攫取，根子在“有求”，宋玉燕的善另有源头，本自具足，所以不必依附，也就不必攫取。

　　如此鲜明且复杂的人性，在湖湘乡土小说版图中并不少见。譬如，古华的《芙蓉镇》恰如一面镜子，与《思朦镇》形成对照。两部小说同样是写湖南小镇，同样塑造了勤劳善良的女主人公以及加害者，结局却分道扬镳。《芙蓉镇》为作恶的王秋赦安排了一个疯癫的结局。《思朦镇》却不肯给王丽丽这个赦免。她没有疯，她必须清醒地走进监狱，清醒地失去一切，清醒地在出狱之后回头看见自己错在哪里。

　　思朦镇辰水河上的月光落了又起，真正的南瓜不会说话，而是默默地成长着。这或许就是《思朦镇》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相信，善不只是一种品德，还是一种可以被继承下去的生活方式。它缓慢、笨拙、需要等待，甚至不保证被看见，但只要愿意生长，终究会结出余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