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这天,长沙市第六中学(兑泽中学)高一新生的“开学第一课”,邀请了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熊希龄传》作者周秋光。他以“熊希龄的慈善实践与当代回响”为主题,系统梳理熊希龄的人生轨迹,解读其从政、从善两次重要人生转向。
熊希龄(1870年—1937年)曾任兑泽中学董事长。他是湘西凤凰人,早年参加维新变法。1903年,赵尔巽担任湖南巡抚,将办理教育事业的任务交给熊希龄。1904年熊希龄创办陶瓷业并设立沅州务实学堂,将办学和办实业结合起来。
1913年,熊希龄出任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国务总理,与梁启超等人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内阁”。
欲图探索宪政民主的熊希龄,在时局中只能是个妥协者和失败者。袁世凯称帝初露端倪之时,熊希龄急流勇退,但他出力调停各方军阀势力战争、主张联邦制支持湖南制宪,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讨论。当种种政治希望再次破灭,熊希龄对政治深恶痛绝,他还是没有隐遁于世,而是在连年天灾兵祸的时刻转向社会慈善,捐出全部家产,意图“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
在活动中,周秋光说,熊希龄投身慈善并非消极退隐,而是立足时代、济世为民的积极担当,并寄语当代青年坚守理想、与时俱进、担当有为。
活动后,我们邀请长沙市第六中学校长王旭撰文,为我们讲述这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背后的历史。
王旭
一
9月1日,晨光洒落,我坐在长沙市第六中学图书馆报告厅里,第十四期“慈善文化百人会讲”正式开幕。座无虚席的厅堂中,一种深沉的喜悦与感动在我心底悄然萌生。此情此景,让我蓦然忆起另一个特殊的日子——2023年6月19日,我校正式复挂“长沙市兑泽中学”校牌,在兑泽校史上落下厚重一笔。无论彼时还是此刻,一位民国总理的身影,总是隐隐约约、又无比亲切地,回到这方校园。
他就是熊希龄。
120年前,这所学校的诞生,便与“教育救国”四字紧紧相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群痛感国势衰颓的湘西旅省人士,虑及家乡青年求学无门,决意在长沙创办“湖南西路公学”,亦称“湘西公学”——那便是我们学校最初的雏形。1912年更名湖南第一公学,1914年曾短暂并入省立一中;但湘西教育界人士深知私立办学之必要,旋即于原址复校,正式定名“湖南私立兑泽中学”(以下简称兑泽中学)。“兑”在《易经》中为“泽”,雨露恩泽之泽。兑泽之名,取“悦动生命、丽泽成长”之要义。1925年,熊希龄先生担任董事长。一位在政治风浪中搏击大半生的人,愿将自己的名字与一所中学系在一起,足见他心里始终有一块柔软而坚实的地方留给了教育。他明白,有些事靠法令与权柄办不成,得靠一粒一粒种子,慢慢长。
翻阅故纸,查阅旧档,熊希龄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从名号化为一副血肉之躯。他24岁中进士,沿着科举坦途一路向上,本以为可以凭才学报国。然而甲午年(1894年)的炮声从海上传来,把一个王朝最后的体面炸得粉碎,也把那一代读书人的心震得七零八落。他回到湖南投身维新,《湘报》上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刺向守旧势力,他站在最前面,少年意气,几乎不知畏惧。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人血洒菜市口。他本在北上应诏之列,偏偏途中染了重病,耽搁十余日,因而幸存。病愈后闻知同道死讯,他心中的滋味,恐怕比死更难受。革职、看管、沉寂。
这段时间里,他处理西路师范讲习所校务、学务。后赵尔巽起用他,从屯垦到造币,他由书生磨成了务实练达的干才。1913年,他登上国务总理之位,与梁启超组阁,在大政宣言中提出整套改革设想,以为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时机。可历史对理想主义者向来吝啬,几经波折,他的政治生命被迫戛然而止。
然而,最令我感佩的,是他失去政治舞台之后的选择。
那时他已不年轻。“九一八”炮声响起,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奔赴前线,在炮火中救援伤员、安置难民。他在北京香山北辛村为自己筑了一座生圹,特意写了一篇墓志,有“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之句。他将全部家产捐出,创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只给子女留下了一点。老友叶景葵后来叹他:“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这评语里有惋惜,更有敬重:一个明知不可为而始终为之的人,远比顺风顺水的成功者更令人动容。
他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是中国近代慈善教育史上的一座标杆。他在那里推行的理念,放在今天看仍不落伍:孤儿最缺的不是衣食,而是家教,便开设家庭教育课程;穷人不能只靠救济,得有一技之长,便规定慈幼院的孩子必须学会一门手艺才能毕业;他甚至定下规矩,从慈幼院出去的孩子,将来自己的子女若再陷贫困,不得再回院求助。他定下的条件看似苛刻,实则出于一种深远的清醒:慈善的终极目的,是让人最终不再需要慈善扶助。这种将教育、实业与救济融为一体的思路,在他之前很少有人尝试,在他之后也鲜有人做到。
作为今日校长,我深深感到,熊希龄先生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面旗帜。如今,我们探求的,正是如何在新时代赓续“兴学图存”的初心,让校训“公勇诚朴”的精神在每位兑泽学子心中生根发芽。他的精神,如一棵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二
历史的洪流,有时会以最残酷的方式检验一所学校的韧性与精神。
抗日战争烽火燃遍神州,长沙亦未能幸免。1938年,“文夕大火”的阴影笼罩湘江,教育火种面临熄灭之危。然而在兑泽中学时任校长彭锦云先生带领下,师生们背起黑板,踏上一条悲壮而坚韧的西迁之路。8年三易校址,只为守护一点教育的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兑泽中学奉命疏散。彭锦云校长与同仁商议,决定将学校迁至常德津市附近的新洲。此地离津市仅7公里,交通便利,便于沅澧学子求学;更兼山清水秀,乃车胤故里,实为读书佳处。1938年春,初中三个班先迁新洲;冬,高中部迁至北倚嘉山、南望梁药山的鲁家坪。师生乘舟东来,于新洲登岸,在祠堂住了下来。高中教室设在村中三进祠堂,每进楹联皆为著名学者吴恭亨所撰,字字珠玑,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在这古老祠堂里,师生们在温饱不保的战乱中发愤工作、刻苦学习;课余组成宣传队,到津市、澧县街头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往古大同寺军医院慰问伤病员;更有不少学生在“百万从军”活动中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那段岁月虽艰苦,但爱国热情高涨,教育救国信念弥坚。
战火无情,灾难接踵。1939年下半年,日军派汉奸侵扰洞庭湖区,津市首当其冲。10月下旬,兑泽中学高中、初中校舍先后三次被汉奸纵火焚毁,衣物教材化为灰烬。1940年春,学校迁至临澧县梅溪桥蒋家大屋复课。但津澧地处湘北,日军侵占鄂西后,津澧战事吃紧,敌机空袭日益频繁,师生惊魂未定,无法维系正常学习环境。同年7月,学校再次西迁,溯澧水而上,止于大庸(今张家界),校址选在西溪坪的田家老院子。
暑假期间,我们曾专程前往张家界,寻访田家大院旧址。
院子还在,青砖黛瓦、深庭重院,虽经修缮,旧时格局依稀可辨。站于此间,可想见那些从长沙一路西迁的少年在此晨读的模样。学校一面教学,一面修校舍,并租水田数亩开辟农场。学生的课桌用木板和支架钉成,因陋就简;不久又建起一栋楼房,作为仪器室和图书室。尽管生活极度艰苦,且三次水转陆运,图书仪器损失不小,但学校精华得以保存,师生终于有了较为理想的安身之所。这段田家大院的岁月,物质匮乏,精神却无比富足。大院不仅为兑泽师生遮风挡雨,更用“诗书传家”的底蕴滋养了他们的灵魂。
每当我回溯这段西迁史,总被那份艰难困苦中依然坚守的教育初心所震撼。是怎样的信念,让师生们在温饱不保的战乱中发奋工作、努力学习?是怎样的力量,让图书仪器屡经水火仍被抢救,让“学校精华得以保存”?我想,这正是“公勇诚朴”精神最极致的体现——公心为国,勇毅前行,诚恳治学,朴实为人。教育在那时不仅是知识传承,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是国家未来的希望火种。
三
兑泽中学百廿弦歌不辍,俊彦辈出,得益于其始终坚守的教育理念与一代代师生的薪火相传。
这里走出过太多传承熊希龄先生身上这种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精神的人:陈明仁将军当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候,还是个沉默的少年。后来戎马半生,成为赫赫有名的将领,却一辈子没有忘记过母校,晚年多次捐资;我校退休教师唐月红,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捐了出来,只为建设学校,培育栋梁;众多优秀校友如院士黄祖洽、戴元本、彭斯勋、向达,企业家吕良、著名主持人徐俐、少将刘勇等,以及今天因为感念求学时的老师而发起“石红助学”基金的校友朱健刚、黄红武、黄昊等,每位参与者——他们身份不同,从将领到教师,从商界到学界,时代与境遇也各不相同,但那份对教育的敬畏、对母校的深情、对肩上责任的不肯放下,却如出一辙。他们用各自的行动诠释了“公勇诚朴”四个字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他们也许从未想过自己在做什么“伟大的事”,但恰恰是这种不曾声张的、日复一日的付出,才真正撑起了一座学校的脊梁。
这些闪耀的名字,这些跨越百年的精神遗产,对于今日的学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是英雄辈出的热土;意味着我们手中的书本,曾是先辈们在炮火硝烟中抢救出的火种。年轻人与时代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塑造。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兑泽学子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湖湘这片水土,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从周敦颐到王夫之,从陶澍、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这条绵延近千年的脉络上,没有一个只说不做的人。熊希龄先生正是这支“经世致用”的“接力”队伍中承前启后的一棒。他把“经世”从政治延伸到了社会,把“致用”从制度建设拓宽到了慈善教育。而兑泽中学,是他在这条脉络上亲手栽下的一棵树。120多年了,树长大了,树荫宽了,蓊蓊郁郁,自成风景。
活动结束的时候,学生们陆续走出报告厅。9月的阳光正好,落在他们肩上,亮亮的,暖暖的。我想,如果每一个走进兑泽园的人,都能被雨露滋润,都能在阳光下拔节生长,然后走出去,成为滋润别人的人,那不正是教育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样子么?这场大气磅礴又温润无声的雨,跨越百廿风云,从未断过。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想让这场雨下得更久一点、匀一些,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喝到水,让每一棵树苗都能朝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