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很少赋诗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写了一首白话诗，他给其取名为《失落了的欢欣》，副标题是“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重庆”。诗中有这样两段：

　　当我游乐在吴淞江滨，

　　——那时我正青春

　　跳跃的海波戏弄着

　　飞舞的鸥群。

　　……

　　今天，我踯躅在重庆的街心，

　　——八年了，我追踪着战争——

　　崎岖的山坡颠簸着

　　倔强的车轮。

　　这两段诗句，概括了周有光在抗战前与抗战中的两段不同生活经历，即抗战前在上海的岁月静好，与抗战中在重庆等地的颠沛流离。而在这两段生活经历之间，对于周有光而言，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则是长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华北沦陷，上海岌岌可危。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周有光，决定离开上海，迁往四川。他携家人一路向西，辗转于苏州、芜湖、合肥、汉口，加入了内迁的洪流。

　　在汉口，周有光偶遇原在中国银行上海总行工作的老友，对方马上要调长沙分行任经理，他告知周有光，长沙有一份由中国银行等支持的进步报纸叫《力报》，亟需主笔，需要人撰写社论、指引抗战方向。

　　“不是军人，何以报国？”周有光当即决定，将家人送上赴重庆的船只，自己则奔赴长沙，以笔为枪，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

　　周有光到长沙时，《力报》刚刚创刊。因此，条件十分简陋，跟上海的大报馆，不可同日而语。周有光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初到《力报》社的情形：

　　《力报》这个报馆，小得不得了。编辑室是一间大的屋子，里面放了个帆布小床，给两位主要编辑睡觉用的。我睡一张，另一个编辑睡另一张。其他人都是工作完了，回家睡觉。

　　尽管《力报》的报馆不大，但其报纸在当时的长沙，却颇具影响力。抗战初期，许多文化人汇聚长沙，《力报》以其鲜明的抗日主张，不仅团结了文化界的抗战力量，而且还与《大众报》《抗战日报》《观察日报》和《前进》杂志等一起，在彼时的长沙掀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

　　周有光在《力报》的工作，就是每日撰写一两千字社论，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唤醒同胞，坚定抗战。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既揭露日寇侵略野心，也驳斥悲观投降论调，为迷茫中的中国民众注入信心。为了写好这些社论，周有光广泛收集各方信息，同时融合自己的理性分析与家国情怀，铸成一篇篇铿锵有力、通俗易懂的文字，发挥投匕之力的同时，也为更多人点燃了希望。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原名周耀平的周有光，正式启用“有光”为笔名，寓意“以文传光，照亮前路”。这个名字，伴随着周有光此后人生，也使其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

　　彼此的长沙，作为全国文化人内迁的重要聚集地，满城都涌动着救亡图存的热血激情。但也因此而变得拥挤不堪，住房极度紧张。初到长沙的周有光，只能睡在报社编辑室的帆布床上，以报社为家，日夜伏案。后幸得中国银行长沙分行那位经理朋友的帮助，他才搬进紫荆街的青年会（今五一广场西北角万代大酒店一带），总算在长沙有了安身之处。

　　青年会自己用风车发电，自己打井用电取自来水，这些现代化措施，令周有光颇为惊诧，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以前住报馆时，电灯昏暗，如同鬼火，周有光必须再点盏油灯，才能看清稿子。如今到了青年会，夜晚灯火通明，周有光终于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作了。所以，他更加投入，更有激情了，激昂文字，层见叠出。

　　周有光在长沙，还有一个印象极为深刻，那就是关于长沙的市井生活，具体而言就是长沙人的吃。有一次，周有光受朋友之邀，曾到一个名叫“李合盛”的清真餐馆吃饭。席间，他不仅被餐馆里的餐具，即大桌子、大盘子和长筷子等所深深震撼，更为餐馆老板给所有荤菜取素菜之名而惊奇不已，不禁感慨：“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表现出长沙的文化传统，把荤用素菜的名字来表示，这本身是一件很文艺、很有文化的事情。”

　　基于文人的敏感，周有光从长沙人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现代节奏与人文底色。正如他自己所言：“‘李合盛’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青年会给我的是西洋的新文化。”

　　1938年，由于战火日益逼近，周有光不得不离开长沙，转赴重庆、成都等地。他虽然在长沙待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烽火情缘，却从未被遗忘。晚年的周有光，在接待一位长沙访客时，曾直言：“长沙好，抗战的时候我去过。”这短短11个字，包含了他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深切认可与难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