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暌违八年，余秀华最新随笔集《草尖上的母亲》近日出版。随笔集中同名文章《草尖上的母亲》回忆了母亲与作者的情感，同时记录了“我”在北京治病的经历。

　　余秀华

　　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和父母到了北京，他们想找到好医院把我的病治好，将来能够“上大学”，那时候我对治疗这个病已经没有了幻想，其实父母也没有了幻想，他们不过是想做最后一次“无用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让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安心一点。买不到坐票，我们在拥挤的过道上站了八个小时才补到坐票，从荆门到北京的绿皮火车要十七个小时，我们仨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我们多么渺小啊，如同三只苍蝇粘在这残缺的人世间。好在北京有我们村里的一户人家在做生意，我们去投他们家，心里多少有点底，有一根稻草能够抓在手里。

　　在北京军区家属区的一家豆腐房里，我们住了下来。从火车上下来，我差不多晕了一个星期，做梦的时候都感觉到天花板在旋转，父母让我休息了一天，然后就坐着地铁四处找医院了。那时候的地铁站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父母很快就熟悉了交通规则，每天拖着我到处找医院。他们找了四家最好的医院，都说我是先天性小脑神经失调，没有办法治。我们感觉到丧气，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自己的病治好后活蹦乱跳的样子，父母也应该幻想过一个崭新的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样子。沮丧过后应该是释然：我们都努力了，命运如此安排。

　　那时候的命运还是一片混沌，我不知道我是谁，父母也不知道前途是什么，他们不过想把自己的孩子治好，哪怕不能上大学，于生活也方便些。当所有的医院都确定无法治（愈）的时候，我的心是失落的，他们的心肯定也一样。不过，“能够治好”是一个大红包，我们没有翻到，就好像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到手一样，不存在失去的哀痛。好像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和沮丧，这一次只是其中一次，父母“治不好，我们养她”的思想做靠山，所以不会有在最大的努力失败后败下阵来的感觉。老乡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和中山公园两个景点，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母亲留下的几张照片：她和父亲的，我们仨的，她单独一个人的。那时候她的头发蓬松地扎在后面，前面的刘海梳在一边，殷殷地笑着，怎么看都像是身体里储蓄了一个光源。

　　……

　　一天半夜，母亲摩挲着我的双腿，把我弄醒了，这样的亲密接触我不习惯。现在想来，我这一生除了我儿子，与任何人的肢体接触我都是抗拒的。结婚之前和奶奶睡，结婚后和丈夫睡，我都尽量避开和他们的身体接触，我会感到不舒服和紧张。所以母亲的手刚刚抚摸我的双腿的时候，我就吓醒了，但是不敢动，怕伤了她的心。母亲喃喃地说：“治不好了，你会怪我吗？怪我把你生成这样？”怎么会怪呢？我一出生就是这样，世界在我眼里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怪谁。我不做声，身体绷得紧紧的，母亲的手粗糙得很，摸在我身上如同一张打磨纸。记忆里，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摩挲我的腿，那样的感觉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是我们母女之间为数不多的一次亲密接触。

　　徒劳无功的我们回到了家里，我和弟弟都上了高中，分到了不同的学校，因为写字慢，我很多题目都没做完，作文也来不及写，好在我答一题对一题，几乎以百分百的正确率考上了高中。当高中录取通知书到达家里的时候，母亲紧紧地看着我：“我以为你做不到！你是怎么做到的？”看得出她喜忧参半，想来在她的安排里，我初中读完后就该回家了，虽然她对以后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但是她觉得我能够把初中读完就好了。我当然是要去上学的，母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她对我仿佛有一种额外的恩宠。我对我能否上高中也没有明确的希望，不过觉得人生在慢慢运行，总得要找些事情来做的。

　　……

　　高中，我的成绩下滑了。本来是天真无邪的年代却承受了说不清楚的压力，此刻想起来，那应该叫作生命的压力。也就是生命的特质，它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呈现，一直到这个生命的消失。或者，这也可以称之为一个人的性格：装在套子里的人，总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虑，却又做不出任何改变。我的父母对我从来没有高一点的指望，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比较顺利地过完这一生。到现在我发现人的愿望不能太低，越低它越不会满足你。高二期末考试的时候，父母到学校看我，说他们在家盘下了一个小杂货店，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就回家去开小杂货店。

　　他们把我的后路都找好了。这个小杂货店简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这一生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却一直活得很用力，这是多么自相矛盾的一个人啊。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还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到现在我感到我是宇宙里一块混沌的物质，在太空里没有方向地漂泊着。而我的母亲，她却有清晰的方向：把我和弟弟培养成人，尽可能给我们提供好一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