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中

　　义彬说，父亲故去后，他就与弟弟商量着在旧宅旁盖了一间两层楼的房子，一来以方便照顾老母亲，二来以慰藉自己。然后把周边的老树留下来，就着一口塘边再多植种了一些他喜欢的花木，收掇成了一个园子，自赐名为“义园”。天知道，义彬哪里来的那么多树木花草、鸟兽虫鱼的知识，让他在文字中将它们用得那么顺溜。原来有“义园”的功劳。

　　先有“义园”，然后才有《义园散记》。

　　散文集《义园散记》在我案头有些时日了。我答应过义彬，要为它写点什么。心里就挂着这件事。

　　写点什么？又是那么熟悉的人，从哪里下手呀！得先找到一个靶向，再瞄准那个靶心，然后，然后再扣动扳机，要不，怎么一击中的呢！

　　和义彬认识多年了，那是在湘西，我们都叫他刘阳，圈子里就那么几个人，他很早在诗文方面就有了名。刘阳写诗，写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好。散文和诗一结合，就再没有分开过。就是说，他后来写的文字，哪怕单写散文，也是很诗性的。记得当年他开过一爿叫“黑马”的打字复印店，打印别人的诗文，也打印自己的作品。那时候的刘阳，瘦小个，面白净，斯斯文文。后来听说他调湘潭，就再没联系了。一次写诗的朋友唐大海约聚，席上介绍，这是湘潭刘义彬，作家。我们互相对了一下神，见我有点茫然，他赶紧说，我是刘阳啊！哦呵！刘阳呐！我们赶紧拉手。刘阳，我记得那副斯文的样子，现在也还是，只是身形放大了，眼皮更加双了，眉目没那么青了。一算，我都过了六十，他小不了几岁，有这种恍惚，是自然的。

　　接下来，就很快把没有联系的近二十来年的空档填满了。经常约聚。不断地读到彼此网上刊上的作品。相互间的换文切磋，当然也包括去他的“义园”泡茶聊天，“熬吧”里熬吧。

　　还是说《义园散记》吧。在手上敲这个书名时，总逻辑生成“义园笔记”。难道不是“笔记”吗？是的，从率性、直白、不饰这一点，他的这些文章，何尝不是笔记呢？沈复的，张岱的，都有那么一点。

　　《义园散记》成书前，义彬让我看过书稿，现在是我再次翻读。

　　文章按二十四节气，分二十四小组，每一组都有标题独立的短文，至少两篇，多则五篇。每一节候都有开章导语，提点主题。文字隽永。说它是笔记，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家乡的风物，而且又都彼此照应地将它们织成体系，情感与素材摆荡得又那么摇曳多姿，这非笔记体的悠然洒脱难成。实写了，就不存在虚构，有这个硬气的底子垫着，情感就假不了。比如写田塘，可以到分亩；写路桥、河段可以精确到米。植物的色彩，品种，鸟的种类，脾性，细到像生物标本，没有一样是假的。地理的纵横方位，卫星定位一样，没有一寸是错的。从这一点上看，它写了他最熟悉，最亲近的。

　　同时，它又是寄情的。我注意到了书的副标题“写给乡土的二十四札情书”。以“情书”定义，矫情了点不？不，一点也不，这是对故土的相看两不厌，是凝眸以后油然而生的情愫。义彬对故乡倾心了。

　　专注某事物，或对某事物持续性地观察，连贯性地记录呈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日记和通信。比如J.A.贝克的《游隼》用日记体记录平时对一只游隼的观察。吉尔伯特·怀特写《塞耳彭自然史》，为一个村庄的自然和生灵立传，用的就是通讯体。还有法布尔的《昆虫记》，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等等，既是文学的，亦是科学的。与这些西方自然主义的叙写不同，刘义彬只是借了自然的外壳来装自己的灵魂。

　　二十四节气，二十四个物候单位。同一块田地，同一片山林，同一口水塘，同一段河流，甚至同一块庄稼地，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节候里的面目都是不同的。义彬用节候锁定它，给它加上框，让节候里的风雨阳光将它涂上颜色，再予呈现。二十四节气，二十四道色彩，他一层一层地去皴描。做成一幅幅乡土油画。或者说，他把一种叫情绪的浓浆分装在二十四个瓶子里，再分单元地限量呈现。二十四节气，二十四个音符，这里面有独奏、和弦、高低音。这不仅是技巧，策略和方法问题，这是情感操持，是对韵律节奏的一种控制。

　　人活在自己认知的世界里。“我”即世界，世界即“我”，这在认识论上是讲得通的。故乡是很难单纯用一个“理”字，一个“情”字，或者什么一个标准模式去套解它的。刘义彬在他长约三四公里，宽约一两公里的一方小天地里，定义了他的世界。确认了，义彬就一直在这个“我”的世界里精耕细作，种瓜未必得瓜，在此，什么生态写作，人文写作，并无畛域。这里的蓝天碧水，是他的纸墨。这里的节气，成了他情感韵律流程的节板，句逗。这样，他的文字也就行云流水，鸟鸣花开，自由而自如了。

　　从此，江背黄婆塘成了义彬的文学原乡，“义园”成了一种符号，牢牢地钤在他的作品里。

　　也由此，《义园散记》是本好书，好读，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