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健

　　“笔记”一语，始于六朝，原指随手记录的散行文字，长期与无关“道术”的“小说”杂糅共生，《汉书·艺文志》有“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之说，遂成为传统目录学对其文体地位的基本定位。至宋代，笔记的定位发生根本转变：书写主体从民间杂家、方术之士转向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体的士大夫阶层；书写内容由志怪传奇转向日常起居、艺文品评、名物考证、朝野轶事与社会风俗；精神内核从猎奇志异转向审美表达、理性思考与文化传承。笔记由此成为承载宋代士人审美精神与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

　　笔记之体：自由形式中的精神气象

　　笔记文体自由、内容博杂，在随意记叙中见学问、显趣味。相较于谨严的诗文，其活泼亲切、亦庄亦谐的风格独具价值。宋代笔记在此基础上更有新的开拓，于简率形式中蕴涵深厚的精神气象。

　　文体上，宋代笔记与小说分野明确。其内容多出自士大夫之手，源于公余纂录或林下闲谈，诚如明人《五朝小说》序言中所说：“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笔记记录见闻考辨与师友谈说，情文相生，兼具情感性与趣味性，“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记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文体自由松散，作者个性鲜明，其存世价值由以往作为子书附庸的存在而日益向文学倾斜。

　　文化内涵上，宋代笔记超越了单纯的史实记录，深刻承载了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与处世哲学，对传统儒家中关于士人立身处世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仕”与“隐”、“达”与“穷”、“仁义”与“事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涉及了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意涵，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解读、研究与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创作意识层面，宋代笔记有着对内在心理平衡的自觉追求，写作常常只是为了聊以自娱。“余以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履历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因缀缉成编，目为《藂语》，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因名之曰寓简，聊以自娱”。诸多言说表明，宋代士人不再视“闲暇之作”的笔记为禁区，认同笔记的文化功能，自觉追求笔记本身的文学性。

　　审美维度：日常化与人文性

　　宋代笔记在审美精神上，实现了从志异虚幻向日常人文的深刻转向，共同建构了一种融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日常趣味与人文深度于一体的审美精神，成为宋代文化精神在文体层面的集中映现。

　　（一）个性之美：主体情志的自然流露

　　宋代笔记突破了传统文体“述而不作”的局限，成为士大夫主体精神与个性表达的重要载体。这首先体现在作者将个人情感、人生感悟融入记述，使文本充满了个体生命印记。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充分展露个人情感，无论是“记承天寺夜游”中对月夜美景的赞叹，还是“儋耳夜书”中对人生境遇的豁达，都展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陆游《老学庵笔记》则饱含忧国忧民之情，对南宋朝廷的苟安、官场的腐败多有批判，字里行间流露着深沉的家国情怀。“笔记巨擘”周密入元后，隐居不仕，辑录家乘旧闻为《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诸书，夏承焘曾感叹周密著作是“必多国族之痛，遗黎之悲”，在其著述中，作者的隐忍伤痛，遗世独立而卓然一家的民族气节，无不一一表露在其字里行间。

　　其次，不同的作者因立场、学识、性格差异，对事件的记述与评判往往各异，呈现出多元的视角与价值判断。如对于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司马光《涑水记闻》从保守派立场出发，对变法多有批判；而沈括《梦溪笔谈》则从客观中立的角度，记录了变法的部分措施与成效，展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还如《铁围山丛谈》作者蔡绦，为蔡京季子，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其具有更为独到的历史审视眼光，朝廷当时许多制度、故事在此书中得以披露。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认为“以其久直中禁，所记徽宗时一切制作始末，究与传闻者不同，故多足以资考证焉”。

　　（二）生活之美：日常叙事中的诗意与温情

　　宋代笔记将书写重心转向日常生活，以日常琐事为主要记述对象，展现了于细微处见真章的生活之美。这种生活之美首先体现在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描摹上，从市井风物到文人雅趣，皆被赋予审美的眼光与诗意的描绘。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汴京市井生活的细致刻画，从“州桥夜市”的美食罗列到“相国寺万姓交易”的热闹场景，从“元宵灯会”的璀璨辉煌到“清明踏青”的悠然自得，铺陈出一幅鲜活的都市风情画卷。周密在笔记中，耽美于物，以书籍、法帖、鼎彝为寄托，在细腻描绘中探寻生命意义。他刻画灵璧石小峰“玲珑秀润”，峰顶白石如月，徽宗题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浑然天成；又称雪白灵璧石“声尤清越”，为稀世之宝；更赞叹天津桥奇石纹路如自然绘就的《华夷图》，“灿然如画”。均在器物之美中照见其对生命的静观与挚爱。

　　其次，笔记亦注重人情描摹，通过片段轶事勾勒人物神韵，流露对友朋、亲族乃至市井百姓的真诚关切。苏轼《东坡志林》中有“性嗜酒”的异人张憨子，有“未尝怒”的司马光，有“善戏谑”的刘贡父，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友人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对百姓的同情。欧阳修《归田录》对文人雅士之间交往的记录，展现了朋友之间的志同道合与相互欣赏。《东京梦华录》对市井民众之间互助友爱、和睦相处的描写，体现了宋代社会的淳朴民风。这种对人情世故的温情关照，使宋代笔记充满了人文关怀与生活气息，让读者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温情。

　　此外，面对仕途浮沉，宋代士人更在笔记中倡导一种于日常中安顿心灵、乐观自适的生活智慧，彰显出宋代文人独特的生活美学。叶梦得致仕之后，寄情山水，回归自然，不为世俗所累，努力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常言“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尔，惟静者乃能得之”。罗大经经历仕途坎坷，主张士大夫应当坦然面对去就，“流行坎止任安排”“击搏豪强，拒绝宦寺，悉无所畏”。倪思同样指出：“闲居事业，与达官无异。观圣贤书，如对君父；观史，如观公案；观小说，如观优伶；观诗，如听歌曲。此其乐，与达者何异”？笔记中对这种积极乐观、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的倡导，为后世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生活智慧。

　　（三）考据之美：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宋代笔记承载了士大夫深厚的学术自觉与理性精神。作者注重对历史事件、典章制度进行严谨考证，补正史之阙，纠流传之误。刘昌诗《芦浦笔记》曰：“惟繙书以自娱。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卷及《补遗》一卷，以考证史实为主，“凡其所见的私史小说，囊括朝廷制度的沿袭与改革，岁月的参差变换，名姓的错落，都予以一一详征博引，考辨明晰，以折衷其是非”。沈括《梦溪笔谈》更将考据延伸至自然领域，对天文、物理、工艺等科技现象进行细致观察与记录，体现出可贵的实证态度。此外，对文字音韵、名物典故的精细辨析，亦展现了宋代笔记融学识于漫笔、寓思辨于闲谈的学术品格。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对古代文字读音、字形演变的考辨，对诗词中典故来源的追溯，都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洪迈《容斋随笔》对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考据与评论，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展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与严谨的考据精神。

　　文化自觉：从身份认同到历史传承的精神坚守

　　在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宋代士大夫阶层通过笔记书写，构建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的文化认同，坚守文化传统，记录时代风貌，担负起了“以文存史”“以文传心”的文化使命。

　　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宋代笔记文化自觉的首要表征。宋代士大夫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形成了独特的士人文化，笔记通过记录士人的交游、雅集、治学、修身等活动，构建起清晰的士人文化身份标识。《归田录》记载了欧阳修晚年退居后的生活，记录其与友人的诗文唱和、书画品鉴、园林游赏，展现了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追求与文化品格；《梁溪漫志》记载了宋代士大夫的治学理念与修身方法，强调“为学贵在明理，修身贵在守道”，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融入日常言行，体现了士人对儒家文化身份的深度认同。

　　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宋代笔记文化自觉的核心体现。笔记作为私家著述，常补正史之缺，以鲜活细节承载历史记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写道：“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这种通过文字重建逝去世界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怀旧，更是在文化断裂的危机中，通过记忆抵抗遗忘的努力。周密在宋亡后所作《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笔记，详细追忆南宋临安的繁华景象，其序言中“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的感慨，与孟元老遥相呼应。在这些文字中，日常生活的细节——一个节日的习俗、一道菜肴的做法、一处园林的景致，都成为承载文化认同的符号。

　　时代精神的反思是宋代笔记文化自觉的深层内核。宋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士大夫阶层通过笔记书写，反思社会现实、批判政治弊端、坚守精神气节。朱弁《曲洧旧闻》对蔡京等“六贼”的专权多有揭露，推崇司马光而对王安石不满。《四库全书》由此称其为：“而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郭允蹈《蜀鉴》既详述了蜀地战乱频繁、山河残破、生灵涂炭的局势，又仔细辨证了古今地理的变化，以资为军事借鉴。四库馆臣称“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这些文字超越了简单记录，体现了士人“以道自任”的文化担当。

　　“小道”之中有“大观”，宋代笔记以自由随性的形式，既拓宽了日常审美的宽度，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精神。从审美旨趣而言，宋代笔记在内涵上汲取唐人笔记以史为鉴的讽喻意味，把记录的笔致转向日常当下的琐事，以其深醇的主题意蕴和独特的心境展现，拓展了笔记在表现内容上的宽度和广度，成为中国笔记史上的高标。在文化自觉层面，宋代笔记通过对士人身份的认同、历史传统的传承、时代精神的反思，彰显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成为构建与传承宋代文化体系的关键纽带。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行记的文体形态及其文化意蕴”（22FZWB02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