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丰美

　　我看到一份浓郁的乡愁。

　　这份乡愁衍生于工业。在身边的工人子弟身上，在综艺节目里，在电视剧中，我总能看到这份浓郁的工业“乡愁”。我对这份乡愁生发了好奇，这份乡愁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初探工业遗产时，研究工业遗产多年的资深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伯英老师的一段话深深打动了我。他说，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不足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改良与革命的艰难探索，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当下，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节骨眼上，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厂房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同时也包括附着在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更关系到我们国家在人类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作用和地位。

　　如此一来，我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窗口，透过它，我不仅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工业“乡愁”，更看到了源远流长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脉。我背起行囊，开启了大范围的田野调查。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沈阳、鞍山、南通、无锡、青岛、攀枝花、武汉、长沙、株洲、萍乡等18个工业城市的工业遗产，调研了钢铁、煤炭、纺织、铁路、电子、机车等多个门类，脚步遍及东北老工业基地、长三角、珠三角、长江流域工业带、云贵川等三线建设工业集群。

　　一

　　我记得在南通的时候，70多岁的姜平那抹忧郁的眼神。姜平的爷爷奶奶辈在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工作，纱厂所在的唐家闸是他们的家，也是他家三代人的创业理想之地。后来，唐家闸在工业发展浪潮中没落起伏，姜平成为这个工业古镇的保护者和工业遗存的梳理者。当唐家闸工业镇终于被评为工业遗产，并被开发将获新生的时候，他却失落的发现，在整体开发的规划中，他的家园——老工坊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他挣扎，据理力争，成为钉子户和最后一位搬离的守护者。他大声疾呼：张四先生（即张謇）当年是为聚人气而建唐家闸，现在却活生生将人气打散，意欲何为？可这波发展浪潮终究还是将他的家园推倒了，吞没了。唐家闸变成旅游地“唐闸古镇”，再也不是姜平的家园。

　　关于工业遗存的拆与保，关于原住民的去与留，顷刻间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团迷雾。

　　我带着这团迷雾，走进了接下来的采访。在青岛，我意外地收获了一种解释，做城市更新研究的马达说，原住民是被金融资本逼走的。政府开发旅游区需要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要求不能有多个业主，所以原住民必须先迁走。

　　他认为，政府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让老百姓还能回来。但时过境迁之后，老百姓还愿意再回来吗？这也是城市更新面临的现实问题。马达说，无论如何，得先把文旅做起来。文旅发展之后，让老百姓回来，旅游街区重新变成住宅社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

　　他的话，让我看到了工业遗产涅槃重生的希望。

　　还有一次深刻的情感冲击，发生在去攀枝花的路上。

　　那一日，我沿着成昆铁路复线，乘坐火车穿越横断山区，往攀枝花而去。列车从下午开进了黄昏、开进了漆黑的夜幕。我想起了这段铁路的历史。为了修建这段铁路，很多年轻的铁道兵或建设者葬身了。“一公里一忠魂”，铁路沿线有很多烈士陵园。我望向窗外，感觉离他们如此之近。几十年前，那些葬身于此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子女，也是父母，他们为了国家的工业建设牺牲了小我。想到这儿，我很难过。无论如何，我要用我手中的笔，替他们继续“活下去”，写好这段历史，写好他们的故事。

　　二

　　一路上，我记录下了那些仍在运转的老工厂，探访过已经停产的废弃矿区、厂区，也走进了一些成功转型的文创园区、工业博物馆、矿洞等。我试图从多个角度去观察这些珍贵的遗产。当然，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仍有许多工业门类的工业遗产，我还没有走到和写到，也有许多相关人物未能采访书写，难免留下遗憾。尽管如此，我仍尽力从侧面切入，或尝试以点带面，去呈现发展脉络与面貌。

　　中国工业化进程贯穿数百年，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也催生了许多工业城市。这些遗产不仅是厂房、设备、铁路、矿区等物质存在，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技术革新、社会变迁和精神求索。它们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遗迹，是国家记忆的活化石，是社会记忆和工业“乡愁”的重要载体。

　　作为城市文脉的一部分，工业遗产对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城市更新与空间优化等都有着重要意义。不同城市、不同工业之间，事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割裂的，不论是从纵向维度还是横向维度，它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工业是在迭代更替中向前发展的，故而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事实上需要整体思维，向未来发展的时候绝不能忘了来时路。

　　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已经成为越来越火热的社会共识。各级政府从认识上，从规定上，都在向工业遗产保护倾斜，有些地方将工业遗产纳入专项资金扶持及城市更新规划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田野调查，为工业遗存的历史价值与再生潜力提供理论支撑；而民众对老厂房、旧矿区的情感联结，更推动着“工业乡愁”转向可感的文化空间。我国多地也已探索出特色路径，这些都印证了工业遗产的生命力。

　　当然，在参与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实践与观察中，我常陷入深思。这一领域虽已形成广泛共识，但细究之下仍有诸多待解的问题，亟待我们以更审慎的态度直面挑战。

　　其一，走访中，我发现许多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早期工业遗存，留存至今的往往只剩零星文字记载或模糊影像。那些厂房和设备，正因自然风化、城市扩张或人为拆除而加速消失。这警示我们，工业遗产保护绝非未来之事，而是需要即刻行动的当下命题。

　　其二，当下许多项目陷入“千园一面”的现状：老厂房被简单改造成文创园区、博物馆等。不同行业的工业遗存本就承载着独特的生产逻辑与文化符号，能否从行业特性出发，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功能植入？这是我认为工业遗产再利用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其三，当前多数保护工程聚焦于建筑外立面的修缮，却对支撑工业生产的内核，如工艺流程、技术体系，以及原住民的保护等缺乏关注。这种做法往往使遗产沦为没有故事的空壳。或许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还原工艺流程，让参观者触摸到工业文明的深刻内涵，或许我们可以适当保留原住民，让工业遗产留住人气，留住“乡愁”。

　　其四，尽管有多种“工业遗产名录”的存在，但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某些被授予称号的项目仅获得一块牌匾，后续的资金投入、维护管理、用途监管均无明确约束，这往往让工业遗产保护的呼吁者们陷入乏力状态。确保每一处遗存都能获得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守护还任重道远。

　　其五，在不少人眼中，工业遗产不过是破旧厂房，远不如古建筑、古文物那般珍贵。这种观念忽视了一个事实：工业遗产是我国在人类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处地位、所作贡献的重要证据。在当下，我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节骨眼上，与之相关联的工业遗产值得且必须被珍视，它们被低估的价值需要被重新评估。

　　其六，面对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如何在“推倒重建”与“原封不动”之间找到平衡？这是我在走访过程中一直在看到，也一直在纠结的矛盾。

　　不能一味地留，也不能一股脑地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为工业遗产留存一方呼吸的空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值得注意，并非所有的工业遗产都必须通过利用来实现它的当下价值。有些工业遗产，它的留存就是价值本身，值得像文物一样被保护起来。

　　所需要思考的命题还有许多，而我因为走访有限，认知有限，远没有触及这一庞大命题万分之一的内涵。工业遗产不仅是历史的“遗物”，更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把钥匙。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工业将面临着成为工业遗产的境况，这使得它在城市更新中将成为一个愈发凸显的问题，这也是探寻工业遗产的重要意义所在。

　　在走访中，我也不断追问：工业遗产的保护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保存几栋老厂房、几台老设备，还是为了传承一种更深远的精神？

　　我认为，答案是后者。工业遗产至少承载了两种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保护工业遗产，是保存物质遗存，也是传承工业精神，比如自强求富的担当精神、实业救国的爱国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开放融合的协作精神等等，它们实则是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底色和支撑，也是一座工业城市生生不息的象征。

　　最好的铭记是传承并发扬。我希望我行走与思考的结晶能成为一个窗口，让更多人关注工业遗产。也希望它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漫漫长途中，扎下根，长成树，开出花，灿烂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