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慎毅

　　近日，深圳罗湖一场大型城市疤痕修复工程刷屏网络。玉龙填埋场这座已经封场20年的垃圾山，如今被全量开挖，陈腐垃圾经筛分后运往焚烧厂，轻质可燃物设计发电量达1亿度，够2.6万户家庭用一年。而与垃圾焚烧发电产能飞速扩张相伴而生的，是局部地区“垃圾不够烧”问题。

　　当年我们愁的是垃圾太多，如今却愁“不够烧”。可这“不够烧”并非垃圾真的少了，而是分类减量、资源回收、收运不畅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尽管技术跑得快，但制度与认知的“齿轮”却没完全咬合，反映出规划超前与现实需求的错配，以及城乡治理的差距。根据E20研究院的监测数据，近两年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60%左右。有的县城项目闲置，而另一边，县域收运体系仍不健全，垃圾“应收尽收”尚未实现。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垃圾处理已从“有没有得烧”的技术问题，转向“有没有得收”“值不值得烧”的系统治理问题。

　　“固废十条”出台，目标直指2030年大宗固废综合利用45亿吨，政策逻辑已从“建厂”转向“治本”——源头减量、分类提质、循环利用。这要求我们跳出“末端治理”的思维定式，推动垃圾分类网与废旧物资回收网“两网融合”，发展“互联网+回收”，让可回收物真正回归产业链，而不是被误烧。

　　治理固废之路，不在炉膛之内，而在制度、文化与共识之中。国务院发布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已指明方向：主攻循环经济。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焚烧炉，而是更精准的规划、更完善的收运、更深度的资源化利用。

　　从“垃圾山”到“发电宝”，中国环保的下半场，是一场关于思维与制度的深层革命。它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智慧。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