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耘

　　车子驶离桃江县城，向着大栗港镇的方向开去。窗外的景致，渐渐从市井的喧腾过渡到乡野的宁谧。丘陵如凝固的碧浪，一层层推向天际，稻田、茶园、竹林点缀其间，勾勒出江南独有的绵密与丰腴。我来此，是为寻找一种声音，一种名为“胡呐喊”的山野之音。

　　“胡呐喊”，这名字初次入耳，便觉一股率真坦荡之气扑面而来。同行的当地文化馆老吴笑道：“‘胡’嘛，在我们这儿有随意、率性的意思。‘呐喊’，就是敞开了嗓子吼。合起来，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唱，没那么多规矩。”他顿了顿，望向车外起伏的山峦，补充道：“因为它声音亮，传得远，能翻山越岭，我们也叫它‘过山仑’。”

　　一个“胡”字，道尽了其草根的精髓；一个“过山仑”，则绘出了其生命的形态。我暗自思忖，这该是怎样一种不拘一格、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歌谣？

　　我们的目的地，是镇子边缘的一个小村落。老吴说，今天约了詹老爹，他是镇上还能原汁原味唱几段“胡呐喊”的老把式之一。

　　詹老爹的家坐落在山脚，屋后是蓊郁的竹林。见到我们，他很是热情，古铜色的脸上皱纹深刻，像是被山风与岁月一同雕刻而成。提起“胡呐喊”，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现在年轻伢子都不兴唱这个喽，”他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但随即又扬起声调，“不过，我这把老骨头还记得一些。”

　　他领我们走到屋前的谷坪上，这里视野开阔，对面是郁郁青青的“仑”（丘陵）。他没有丝毫酝酿，清了清嗓子，便仰头唱了起来。

　　那一声起调，如同一支响箭，骤然划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高亢、锐利，带着一种原始的冲击力，直蹿上云霄，又在山谷间碰撞出回响。它的旋律并非我熟悉的任何一种民歌调式，起伏很大，音域极宽，真假嗓转换自如而突然，有一种不加修饰的、近乎嘶哑的穿透力。歌词是地道的桃江土话，我听得不甚分明，但那声音里蕴含的情感却是共通的——那是一种对天地自然的倾诉，一种从胸膛里直接迸发出来的生命力。

　　一曲终了，余音仿佛还在山峦间袅袅盘旋。我半晌才回过神来，心中震撼。老吴解释说，刚才唱的是旧时“开秧门”时的“插田歌”，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詹老爹憨厚地笑笑：“瞎唱的，瞎唱的，就是‘胡呐喊’嘛！”

　　这“胡呐喊”三个字，此刻在我听来，已不再是字面上的随意，而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信，是一种与生俱来、与这片水土血脉相连的艺术自觉。

　　坐在詹老爹堂屋的竹椅上，喝着浓酽的姜盐豆子芝麻茶，我们聊起了“胡呐喊”的来历。

　　“要说这歌是怎么来的？”詹老爹抿了一口茶，“老辈人传下个故事，说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民工苦啊，秦始皇的女儿心善，就编了山歌给大家唱，解乏。”他随即哼唱起那个著名的起腔句：“屋边唱歌请莫怪，只怪秦始皇小姐作出来，锣鼓无槌打不响，山歌无姐唱不成。”

　　这传说无疑为“胡呐喊”披上了一层浪漫的、悲悯的色彩，将之溯源于一种高贵的人道同情。然而，剥开这传说美丽的外衣，其真正的根，必然深深扎在这片桃江土地的肌理之中。老吴是文化工作者，他的解释更贴近本质：“归根结底，是劳动创造了它。”

　　可以想见，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先民们在这片丘陵间刀耕火种。烈日当空，弯腰插秧，汗滴禾下土；或是在崇山峻岭间伐木、垦荒，筋骨疲惫。当肉体的重负达到极限，精神便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于是，一声呐喊，从肺腑中喷薄而出。这呐喊，起初或许只是简单的“嗬嘿”之声，用以协调动作、鼓舞士气。渐渐地，这声音里被填入了歌词，融入了对收成的期盼、对爱情的向往、对生活的调侃。它是在劳作中喘出的一口大气，是疲惫时点燃的一杆精神烟斗。

　　它不仅服务于劳动，也丰富了生活。詹老爹说，过去村里耍花灯、打地花鼓，开场必先“打”一个“胡呐喊”镇场子。他信口又唱起另一段：“花鼓好唱口难开，仙桃好吃树难栽，要吃仙桃拿钱买，要看花鼓你站拢来。”这歌声，如同戏台的锣鼓，有开场、召唤、凝聚人心的魔力。它是民俗活动活的灵魂，是乡村公共生活的黏合剂。

　　“胡呐喊”看似随心所欲，实则内有乾坤。老吴告诉我，别看它“胡”，其发声方法非常独特，需要极高的嗓音条件和对气息的强大控制力。“它不是用我们平时说话唱歌的嗓子，”老吴比划着，“感觉是从后脑勺，从头顶‘抛’出去的，所以才能那么高，那么远，那么有劲道。”

　　詹老爹在一旁点头：“是的咯，没练过，硬喊，几下嗓子就哑了。我们这都是老一辈口传心授，自己再慢慢悟。”他坦言，现在的专业歌手，哪怕音准、技巧再好，也很难唱出那个“味”。那个“味”，是土生土长的方言韵味，是浸透了山野气息的泥土味，是历经生活磨砺后的人生况味。

　　然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依赖于特定语境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使得“胡呐喊”在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詹老爹叹了口气：“我儿子孙子都在广东打工，他们听周杰伦，跳街舞，觉得我这个土掉渣了，不肯学。”曾经的乡村，物理空间相对封闭，“胡呐喊”有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如今，年轻人拥有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这种源于农耕文明的原生态艺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后继乏人”的窘境。

　　我想起资料上记载的荣光：1956年，大栗港艺人王训元赴省城汇演，一曲“胡呐喊”夺得金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音乐工作者们深入乡间，搜集整理了大量曲目，其中多首被收入《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国家卷本。从山野走向庙堂，它曾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获得认可。但荣誉之外，如何让它在生它养它的土地上继续活下去，却是一个更为沉重的课题。

　　傍晚时分，我们辞别詹老爹。夕阳将山峦染成金红色，炊烟在村落上空袅袅升起，宁静而祥和。归途上，詹老爹那高亢激越的歌声，依旧在我耳边回荡。

　　这歌声，是山的一部分，是风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它记录着先民劳作的全部艰辛与微小的欢愉，承载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集体情感与记忆。它不像博物馆里被精心保护的青铜器，它更像一棵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树，其生命与周遭的环境息息共生。一旦环境剧变，它便面临枯萎的危险。

　　但我也想起老吴的话，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希望：“困难是有，但我们没放弃。文化站也在想办法，组织老艺人授课，编教材，想把它引进中小学的兴趣课堂。总不能让它真的成了‘绝响’。”

　　是的，“胡呐喊”需要守护，但或许不仅仅是作为“活化石”被封存。它更需要在理解其精髓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也许，它的音乐元素可以融入新的创作中；也许，它的演唱形式可以结合文化旅游展示，获得新的舞台；也许，它所承载的那份真挚、豪迈的情感，能穿越时空，打动今天渴望释放压力的都市心灵。

　　车窗外的山峦在暮色中呈现出深邃的轮廓，像一群沉默的巨兽。我忽然觉得，那一曲曲“胡呐喊”，就像是这群山的心跳与呼吸。心跳或许会因岁月而变得微弱，但只要山还在，土地还在，那蕴藏在其深处的律动就不会真正消失。它只是在等待，等待一阵新的春风，一场新的雨露，让这古老的山籁，能以某种新的方式，再次破土而出，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