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骆玉明，1951年7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B站热门“up主”。兼任《辞海》编委、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著有《简明中国文学史》《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诗里特别有禅》等；与章培恒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合著《徐文长评传》《南北朝文学》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骆玉明从复旦大学退休了，时间变得自由了些。

　　但也忙。近期，他与岳麓书社签下了新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意向合同，学术研讨会和讲座的邀约也没有断过。

　　在大学里教了一辈子书，他的学生很多，其中不少人也成了响当当的学者。著名作家王安忆选过他的《世说新语》课程，回忆“每次听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

　　退休前几年，他的“学生”忽而呈指数级增长。朋友录制了他上课的视频，切成十来分钟或二十来分钟的片段发到网上。视频里，他常常双手松松地撑在讲台上，很随性的样子。

　　他贴近生命的视角和风趣的讲课风格，被许多年轻人喜爱。这使他成了B站上的热门“up主”，坐拥30万粉丝。

　　2025年底，他来到郴州，参加老友、湘南学院教授张京华主持的“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谈论“潇湘八景”诗词。

　　骆玉明与湖南关系亲近。他是上海人，也是永州女婿，一年中总有些时日在永州度过。夏天，他在清凌凌的湘江里游泳，“一个来回，不算费力。”在湘超比赛中，永州队好几场比赛受挫，太太急得抹泪，他笑着说与我们听，又与我立下了“下次永州见”的约定（近日，永州队最终逆袭夺冠，他立刻录制视频，夸赞永州的“骁勇少年”）。

　　因研讨会契机，我得以采访了骆玉明。与他的谈话，像一场惬意的思想漫步。如在山水之间，有松林清源、鸢飞鱼跃，有一种审美的观照。

　　读书：还好有书籍

　　上海瑞虹新城，楼宇林立，摩登光鲜。但在几十年前，这里还叫“虹镇老街”，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棚户区，老上海人称之为“流氓窝”“穷街”。

　　骆玉明生长于此。“那是社会的谷底，社会的愤懑都会到流那里去，争吵是常见的。棚户区的家长对孩子多是放养，只要不打架闹事、不留级，就是好孩子。”骆玉明回忆，贫困的生活里也有善意。“我的母亲不识字，父亲只认识一点。家里条件不好，有人上门乞讨，母亲总会分一点米给别人。”

　　小学四年级，学校开珠算课了。可家里穷，张口向家人要钱买算盘实在太难了。一周一次的珠算课，他逃课，躲在教室和学校围墙之间的窄缝里。

　　这样尴尬又窘迫的时间如何打发？还好，有书籍。

　　那时候，上海有很多旧书店，书籍也在人们手里相互流转，想要找书读不是难事。“我什么书都读，《红楼梦》四年级时就已经读完了，还读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在拥挤的窄缝和弄堂里，他通过雨果、巴尔扎克，知道了巴黎的街道、教堂，知道了塞纳河的左岸与右岸，第一次发现世界很大。他拿微薄的零花钱租书，为了能够多读一点，尽量把租来的书在一天内看完。

　　对于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许多书籍还很艰深。但读得多了，他发现，书与书之间能相互解释，形成知识网络。

　　初中未读完，骆玉明下乡了。“未满18岁，体重40公斤，在崇明岛做非常重的劳动。”透过书籍，他相信历史的偏差终会结束，但尚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盲目，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东西。”

　　他必须寻找心灵的逃脱。“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尽办法找到一本书，当找到的时候，会觉得我今天活过了，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书籍告诉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生活不止于如此。”

　　1975年，复旦等少数高校招了一种特殊的研究生班，骆玉明幸运地走入了大学。同学中，他是唯一没有上过高中的。幸而有广泛的阅读，他底子不薄。老师朱东润先生评价他：“书还是读过一点的。”

　　骆玉明笑称，自己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既不是为了教课，也不是为了做学问。我读书就是为了读书，读了就行，不求甚解。”

　　他说，读书的乐趣在各种各样的联通与比较当中。每有发现，便快乐无比。当他讲中国山水文学是在讲述人和永恒、和宇宙之间的联系时，便联想到法国文学家卢梭将自然看作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其实两者逻辑相通。写到老庄时，他旁征博引，提及西方的现代派小说、日本的俳句，乃至希腊语中的词汇。他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来解释庄子“鱼乐之辩”中的观点——“一切我所看到的都吐发出内在的意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道明曾撰文评他：“他懂得很杂，脑中所映现的影像也特别多，所以什么地方都要伸一笔杆进去。”

　　骆玉明对自己评价不高，自认“自由散漫”，成不了“大学者”。谈话间隙，有出版社工作人员来接洽，想为他出线装书。他挠头：“我这些破文章就没必要了。”他转头对我说：“我的同学、朋友当中有非常有成就的人，我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我就写了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成就不重要。”

　　多年来，他从不同的作品里汲取不同的美，和不同的古人“交朋友”，自得其乐。

　　观诗：对的诗，未必是“对的人”

　　外出参加活动，常有些“集体行动”，或是参观，或是聚餐。骆玉明同我打趣，年纪大了有好处，可以“逃脱”一些。“以前出版社催稿，我就很努力地写。现在，我可以说我老了，写不了那么快——来拖一下稿子。”

　　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要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共情古人的经验。年龄渐长，他对古人作品有新的理解。这两年，他为冯至先生的《杜甫传》作序，重读杜甫诗作。当他读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一句，“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当时，杜甫离长安赴奉先（陕西蒲城）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家人。天寒地冻，冷风入怀，杜甫很笨拙地打着衣带的结。但衣带断了——这肯定不是一件好衣服。这个时候，杜甫想起路上经过的骊山，那里有行宫、温泉，有奢华的酒宴，但民间凋零而悲苦，在来的路上，他还见到了将枯的行尸。思及此处，杜甫不再管自己的衣带，写下了令人震撼的句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骆玉明很动情：“当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差别，你才真正理解杜甫。每当他遭到残酷力量打击的时候，他总是会想到更多的人，他是一个很诚实、也很笨拙的人。我们谈情怀，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不是生活的日常。但杜甫却把理想主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生命责任。”

　　骆玉明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的话，曾成为流行一时的“金句”，在不同的网络平台流传。他谈中国诗歌里面很多女性口吻的诗歌，其实是男性写的，写她们怎么忠于男人和怎么爱男人：“我一再告诫女生，不要上文学的当。”一些网友得出结论：诗人善于伪装，诗歌是假的，诗人“人设”崩塌。

　　骆玉明认为，将诗人的诗句与其现实人格简单等同，是危险的。“人是复杂的。就像‘渣男’写出了深情的诗句，其实并不矛盾。我们每个人的理想状态，和现实利益冲突中的表现，本就不一样。杜甫的诗歌与人生是冲突最少的，李白的冲突就大一些。”

　　他是三种《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者，从150万字、40万字，再到10万字，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教材的限制多，不仅要提供一种比较公众化的立场和态度，还要提供系统的知识，不能够过多发挥。但在课堂上，他的自由发挥，“比书里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他萌生了写一部新《中国文学史》的念头，要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趣味、想法，从美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已与岳麓书社签下了意向合同，但他坦言：“到底要怎么写，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安顿：在具体事物中寻得意义

　　那个离我们38万多公里的天体，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骆玉明在唐诗《春江花月夜》当中仰望月亮，看到的是宏大的宇宙与生命个体的关联，是每一个人生命的珍贵。他说：“江月到底在等待什么人？答案是：等待每个有意义的生命。每个人都是被这个世界等待的人。”他的解读视频，让很多人感到，自己在被那轮古老的月亮温柔地等待着、抚慰着，世界宽广而有情。网友刷了满屏的“谢谢老师”弹幕，点赞量早已突破千万。

　　骆玉明喜欢探究人如何在世间生存、人在环境中可能的变化问题。现代性的困境中，无意义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面对年轻学子们常有的“意义焦虑”，他的回答是：“要关注那些我们能够做的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你相信你爱一个人，它就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你去好好对待自己的父母、你去热爱自然，这都是好的。”

　　从文学入手，他谈怎么去卸下一些“包袱”：“每个生命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是我本质的东西，比如穷并不是我的本质，它只是我的遭遇。我可以不把它背负在身上，不把它看成是我的失败。”

　　他确信，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富有创造力的东西，一种激发人不断向前走的因素，让人活得开心而不是憋屈，传统中的这种力量最终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趋势是一致的。

　　通透、洒脱，有名士之风，很多朋友称他为“魏晋人”。他曾简单描述过，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生命的智慧和美感。

　　美感，是人的生命力量的一种呈现。“但是非常完美的东西很少。”他曾在课堂上分享过一个见解：为何苏东坡在写出《前赤壁赋》后，仍要创作《后赤壁赋》？或许正因为前者虽很“漂亮”，但都是前人讲过的东西，殊无新意，再看时，东坡未必认可，他还想追求创新。

　　“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坏事，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还在创造意义。一个不断地夸耀自己的人，已经‘死’在那个阶段了。”骆玉明说。

　　“种一棵不中绳墨、一无所用的大树，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其下。”2025年5月，新书《书中人世：骆玉明人文随笔》出版，这句话被印在封面。它源自《庄子·逍遥游》，一棵不合绳墨而被匠人弃之不顾的大树，看似“大而无用”，却得以免遭砍伐。若将其置于虚无空旷、无边无际的原野，人便可悠然徘徊于树旁，逍遥躺卧于树下，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安宁。这是庄子的精神，也是骆玉明所认可的。

　　对话

　　艺术无用，但是一种解药

　　湘江副刊：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选择过多容易让人陷入迷茫，难以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您在大学里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现在有这样的感受吗？

　　骆玉明：确实。现在很多孩子喜欢那种空洞的、轻浮的状态。空虚不是来自于缺乏，而是来自于无从选择，但生活最后要迫使他做出选择。如果说对一个小孩来说，如果什么都不喜欢，可能喜欢点艺术比较好一点。有艺术就会有对美感的东西的爱好，就会不至于彻底空虚。艺术是一种解药，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存在。艺术的重要作用，是作为人对自由的希求，让人从压迫与危机中重获生命的本真力量，可以使一个空虚的生活变得有秩序。

　　湘江副刊：尼采有句话，艺术是我们面对存在的恐怖的唯一的途径。您怎么看？

　　骆玉明：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力量的主要是这三个东西：责任、成就、美感。像文天祥，他就不需要艺术，他相信他的责任，相信历史是有光芒的。

　　湘江副刊：相较于前几十年，我们的社会发展节奏有所放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该如何安顿自身？

　　骆玉明：生活终究会归于平淡。前几十年，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里裹挟着无数机遇与冒险。那种依托个人能力去闯荡、去博取成功的英雄主义，连同成功背后轰轰烈烈的失败，都带着极强的刺激性。

　　但社会终归会脱离这样的激荡状态，走向一种稳态。历史远比个体宏大，我们始终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生存。纠结于没能身处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其实并无太大意义，这本就是无从强求的事。

　　对有成熟判断力的人来说，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我们始终是主动应对生活，而非被动等着生活来安排我们。就像天要下雨，你该考虑的是打不打伞，而不是质问天为什么下雨——毕竟那是个比我们大得多的东西。放在当下，我们要做的也是如此，多问自己该如何应对，这才是理性的态度。可要是面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套逻辑就很难讲通了。他们不会想着解决问题，反而会纠结于“为什么昨天不下雨，偏偏今天下”，那是无解的。

　　湘江副刊：年轻人经常会说“很卷”，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卷”起来？

　　骆玉明：你不能跟一个无法解决衣食的人谈任何问题，首先要吃饱要穿暖。吃饱穿暖之外的“卷”，是人追求优越感。因为无法认清自我，才会通过比较确认自身价值。但实际上，人可以不借助比较实现自我确认。吃饱穿暖之后，人对生活、对他人的依赖性立刻就降低了，就可以做很多选择，有更多的生活内容。

　　湘江副刊：您说人类的最高理想是人类的自由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我们生活在各种力量的制约之中。那么，如何降低外界对自身的支配呢？

　　骆玉明：比如不要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本身不错，但如果追求过高，必然会受别人支配。荣誉也一样，追求荣誉时，同样会被别人支配。不追求过高物质生活和荣誉，就能更容易接受自己，享有更多自由，在自由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但责任也是一种选择，选择了责任，便是选择了另一种自由。

　　湘江副刊：实现自我确认有可依循的方法吗？

　　骆玉明：多读书。通过阅读，个体得以洞悉人类多元的生存样态，知晓历史长河中人类历经的苦难，从而窥见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