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沛文

　　2019年，我萌生了创作系列小说的想法，开始写作从太平街头走出来的“星城萤光”长沙三部曲。从城市边缘的青年，到不断迁徙的中年，再到激荡于当下与过往之间的老年，我试图用小说素描一些即将从记忆中溜走的图景。因为这个时代的新陈代谢速度，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料。

　　在这一系列故事发生的时空——2013至2015年间的长沙，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网约车在各个城市开疆拓土，外卖软件的旋风刮向餐饮江湖。我们也无法预料到此后的许多变化——那些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共享单车，以及随后涌现的网红城市、短视频、播客、AI……

　　当然，文学始终参与其中。尤其是近几年，人们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青年作家对当下的书写，其中既有共情与欣赏，也有相当尖锐的批评。前者源于不少作品形成了很好的“嘴替”效应，精准表达了同代人无处安放的情绪与话语；后者则在于部分作者有时未能克服自身的浮躁与功利心，让写作取向出现了偏离。

　　然而，在观察这些锋利批评的同时，我也观测到了更为广泛的表达欲与创作欲。暂且搁置水平的参差，许多批评者身上所体现出的“执笔与君试比高”的强烈意图也很有代表性，颇有看到赛场上某些运动员表现有瑕疵，激发起发奋锻炼的热情之感。这与我所理解的“新大众文艺”高度契合——文学本不该是少数“天才”参与的幽深秘辛，而应是人人触之可及、并能从中获益的清澈活泉。

　　我愈发觉察到，新时代的新技术在解放物质劳动的同时，也让人在精神层面的吐故纳新变得更加迫切。我预感，写作或许会逐渐类似于当下的全民健身：从过去的“仰望顶峰”，转向“身边流行”。人们不仅关心名家名作，也更加关心自己能否通过写作获得微小却真实的精神满足。

　　正因如此，我反而得以窥见文学更为开阔的未来。写作是颇为简洁、低门槛的创作行为，人们因为有更多想要表达的自我而去写作，因为想要写得更好而去更频繁地阅读、交流，如此往复，逐渐形成新的文学气候。这种期待让我对“作家”二字的认知有了重新校准：它不必只是成果的陈列室或身份的标签，而可以成为一个开放、流动的文学共同体；它既容纳成熟写作者的长期深耕，也能为更多处在起步阶段的创作者提供交流与试错的空间；它既尊重文学的专业性，也理解新媒介、新表达方式正在重塑文学的传播路径。

　　现实波澜复杂，写作的笔将是所有人都能攀上去眺望的桅杆。我也非常期待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作为专业写作者组织的作协，能够促成不同代际、不同写作经验的作者形成有效对话，让文学更加趋向于“进行时”。我愿意，也很荣幸，在这样的群体中持续写作、持续学习，与有志者同行，为当下和未来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丰富的文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