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煌 胡泽汇

　　九月的沈阳，天高气爽，东北话带着特有的爽朗语调此起彼伏，与大街小巷的车声交织，令远道而来的南方客，莫名生出几分熟稔的亲切。

　　阳光下，沈阳故宫的琉璃瓦金碧辉煌，迎接着八方游客。在这片朱红宫阙的海洋中，文溯阁静伫一隅，黑瓦绿边，气质独特。

　　二百余年光阴流转，它见证了一段不凡的历史——《四库全书》曾安放于此，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曾在此御笔题联。至今，楹柱上墨迹犹存，仿佛仍能窥见当年帝王沉吟挥毫时的豪情：

　　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

　　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

　　一副联，半朝史。它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通往清朝盛世的精神世界。我们随沈阳故宫博物院策展人庄策，一道品读其间深意。

　　一联一阁一全书

　　“此联书法圆润规整、端庄秀丽。”庄策介绍，乾隆帝书法根基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融汇赵孟頫、董其昌笔意，形成独具帝王气象的“馆阁体”风貌。

　　“上联起笔便吞吐山河——‘古今并入含茹’，寓意《四库全书》如沧海纳百川，将古今图书、前人智慧、百家思想，尽数包含熔铸。‘万象沧溟探大本’，意为在浩瀚如海的知识中探寻文明的根本。这不仅彰显《四库全书》汇通古今的气魄，更暗喻后人当于典籍之海中追溯文明源流。”庄策解读。

　　下联中，“礼乐”代表儒家伦理与文明传统，“仰承基绪”指继承前人留下的文化基业。“三江天汉导洪澜”，“三江”常指代九州的水利脉络，“天汉”即银河，“导洪澜”意为疏导、汇聚巨大的波澜，整句可理解为：文溯阁如同疏导江河、引导星汉般，将天地间的学术洪流汇聚于此。

　　要读懂一副联，必先了解其背后的建筑、典籍与人。

　　许多人知北京故宫，却不知沈阳也有一座故宫。作为国内仅存的两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沈阳故宫始建于1625年，文溯阁便坐落于其西北角。

　　庄策介绍，文溯阁坐北朝南，面阔六间，进深九檩，建筑有两大特色：“外二内三”与“黑瓦绿边”。

　　“外二内三”指外观两层、内实三层的结构，其中夹层称为“仙楼”，是皇家藏书楼的典型制式，既保障采光，又拓展藏书空间。“黑瓦绿边”则蕴含五行智慧——黑色属水，水能克火，寄托着以水镇火、永保平安的深意。

　　此外，文溯阁彩绘为苏式彩画，额枋绘有“河马负图”“翰墨册卷”等图案，前者暗合《周易》“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后者点明其作为藏书楼的功能。

　　作为皇家藏书楼，文溯阁藏而不露，气韵内敛，所藏亦为盛世精华。

　　1772年，年过花甲的乾隆帝下诏访求四方学者，博采天下藏书，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它是继明朝《永乐大典》之后，又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历经十载光阴，这部号称我国古代最大的综合性丛书编纂完成，因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其中，经部是儒家经典，史部为历史典籍，子部采撷诸子百家之学，集部为诗文荟萃。《四库全书》共收书36000余册、近8万卷，堪称古代典籍的集大成者。

　　为贮此巨帙，乾隆帝在全国范围内敕建七座藏书楼，文溯阁即为其一。从1782年至1783年，《四库全书》分五批入藏此阁。

　　盛京盛世文治心

　　都说君心如渊，深不可测，但对于一生写下四万余首诗的乾隆帝而言，其文治抱负，在文溯阁楹联与《四库全书》中展露无遗。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4年皇太极将沈阳更名为盛京；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盛京改为陪都。承康熙、雍正之治，乾隆朝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盛世。

　　古之帝王治国，向来讲究“武功”定天下，“文治”安邦国。开疆拓土为武功之显，而修书立典、传承文明则为文治之极。作为“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乾隆帝倾国力修《四库全书》，无疑是清朝文治的典范。

　　1783年秋，乾隆帝第四次东巡盛京。面对文溯阁中盈架典籍，他感慨万千，挥毫题写此联，并亲赋“老方四库集全书，幸得功成庆莫如”的述怀诗。

　　庄策阐释，楹联以“礼乐”为钥，直指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强调文明延续之命脉。“沧溟”喻学海无涯，“天汉”状星河璀璨，皆源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暗喻文化传承需法天象地、兼容并蓄。

　　在述怀诗中，乾隆帝更是自夸：《四库全书》编纂取舍之精要，都是由朕悉心裁夺。即便是唐宋典籍之宏富、西汉刘歆《七略》（中国首部官修目录与目录学专著）之开创性，在它面前也黯然失色。此书如“东壁五星”辉耀文穹，文化薪火由此绵延，治国更当以文德为本。

　　诗联相参，乾隆帝以文治固江山的治国理念，跃然纸上。

　　庄策介绍，文溯阁《四库全书》抄书所用是洁白柔韧的特制开化榜纸，印有红色框界和栏格，墨书字体工整娟秀，一笔不苟。书册封面为绢质，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青色、集部褐色，可以一目了然书的类别，便于取还与阅读。藏书的首末页盖有“文溯阁宝”“乾隆御览之宝”玺印，所有书籍都被装在楠木书匣之中，既显得美观贵重，又能很好地保护图书。此外，文溯阁阁名取自《诗经》“溯涧求本”之意，喻指身处盛世而不忘创业维艰，为政仍须朝乾夕惕。

　　然而盛极而衰，乾隆朝之后，清室渐微。近代以来，列强侵凌，战火频仍。七阁《四库全书》命运多舛，辗转沉浮。

　　一副楹联，半部清史。文溯阁楹联既是一座文化的丰碑，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射出一个朝代的光荣与落寞。

　　回望历史，庄策说：“这副联告诉我们，既要以敬畏之心守护文物原貌，更要以开放之姿让它融入当代、接续未来。如此，文物才不再是‘沉默的古董’，而能成为承载历史记忆、滋养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真正实现‘三江天汉导洪澜’的文明盛景。”

　　记者手记

　　守一书，护一脉

　　黄煌

　　因着文溯阁楹联的采访，记者走进沈阳故宫，也了解到围绕着《四库全书》所发生的许多故事。

　　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手抄丛书，因为太珍贵怕出意外，乾隆时期共抄7部，分头藏进南北7座藏书楼。但藏书楼“防火、防盗、防兵燹”的核心准则，终究难抵战乱铁蹄——距乾隆帝辞世仅61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一把大火吞噬了文源阁《四库全书》；太平天国运动中，“南三阁”尽数湮灭，唯地处杭州的文澜阁抢救出半部残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日寇的狼子野心，恐修复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又遭劫难，于是变卖家产自筹运费“搬书避难”。他让即将生产的妻子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回老家，临行前，他对夫人只有一句交代：“你们自己逃难去吧。”

　　1937年8月4日，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它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一路上躲避敌机轰炸、土匪滋扰，在浦城至江山峡口，一辆装书的车翻入江中，“人可以死，书不可以损失！”面对滔滔江水，护书人毛春翔纵身跃入江中，和赶来的乡亲一起，将11箱落水书籍尽数抢回……从杭州至富阳、南昌、长沙、贵阳，这套珍贵的典籍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才重归杭州。

　　那些当年日夜不休抄书校书的学者，或许从未想过数百年后，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仍被后人珍视；那些战乱年代运送典籍辗转迁徙的护书人，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奔波，是在为文明系上一根坚固的“保险绳”。

　　其实，《四库全书》从来不是一部静止的典籍，它就像一根文化接力棒——从乾隆年间的编纂者，到战乱中的守护者，再到如今的研究者，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托举着文明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