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君

　　胡小平的长篇小说《出路》主题宏大，然切口很小，着重个体性表述，于波澜不惊的微观乡村叙述中，展现宏阔的时代背景和巨量变迁。

　　一、聚焦从乡间小路到康庄大道的“出路”变迁，展现半个世纪“山乡巨变”的时代画卷。

　　“路”是小说的“着眼点”、情节线，也是小说反映的主体内容之一。书中“路”有三种：村里路、电商路、致富路。从“一一二”到连心七路，村里的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好。从人担车拉，到网上销售，村里的生意越做越多、越做越大。从线下到线上、从有形到无形，村里的致富道路千条万条，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这是半个世纪“山乡巨变”的写照，也是作者“创作心理”的外化。

　　作者也有“三条路”：眼中路、心中路、升华路。作者用眼观察、用心体会、用脑思考：条条道路是“出路”。从“盆中村”到“聚宝盆”是村庄的“出路”；从“传统的”落后思想到“中国式”现代文明是村民心灵的“出路”；从“乡村空心”到“乡村振兴”是民族家国的“出路”；从“抱残守缺”到“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出路”。“路”由此得到了升华。“出路”既是时代画卷，也是象征符号。“出路”既是书名，也是一种境界。

　　二、谛听从田野牧歌到不和谐音的“间奏”变化，展现三湘大地“父老乡亲”的精神嬗变。

　　路修还是不修，什么时候修，怎么修？“不修”意味着古老村庄仍旧吟唱千年不变的牧歌情调，“修”则意味着斩断千百年来困扰着祖祖辈辈的“穷根”“苦水”。“不变”要的是田野牧歌，要改变就得奏响新时代进行曲：古老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因此围绕着“变与不变”，展开了一场浩大而深入的思想和行动的交锋。

　　在此背景下，书中的人物刻画的笔墨更显集中、精彩到位：杨立业是先进分子代表；黄桂花、夏时香、易美秀等人是有些落后思想的；刘初菊、付秀珍等则是将好性格坚持到底的人们；黄国庆、李长花等“中间人物”着笔不是最多，却描写得最为出色。《出路》生动展现个体心灵成长过程。从中可以见到走向乡村振兴新时代的新村民，需要彻底实现思想解放，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三、追求从群众语言到艺术语言的“间性”调控，展现经典现实主义的语言魅力。

　　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要求人物语言切合人物身份。《出路》继承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语言传统，而且着重讲究台词中包含潜台词，努力实现在群众语言和艺术语言中自由切换。“打时”“油盐坛子”是地道的群众白话。黄国新说的“等他有了钱，除了讨个婆娘，就买个手机”，是地道的群众心里话。“黄国庆听着心里舒坦，嘴上却说一个女孩子，有没什么门路，哪能有什么出息”这一句，话中有话，话里带理，话中有音。杨立业讲“人的觉悟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的，但一定要学会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而且看样一定要看好样，不学坏样”。村支书这句话实现了作者把艺术语言和群众语言结合起来的语言目标。《出路》的语言运用无疑是成功的。

　　四、实验从顺时叙述到反常叙述的“策略”接合，展现寻求突破的创新勇气。

　　近些年长篇小说的形式创新实验日渐冷火退潮。《出路》在传统现实主义表现的根基上，探索了与现代主义表达结合的可能。书中屡屡出现心理现实的暗示句段、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意识流象征表达等，但是其最大寻求突破之处，在于叙事策略的选择，全书打破故事时间，倒叙成为一种基本模式，使得故事悬念丛生、情节跌宕起伏。然而，这种叙事策略也造成了情节不连贯不通畅，显然值得进一步讨论商榷。

　　《出路》以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三湘四水的几个典型乡村为创作原型，以“路”为主线，全景立体多维呈现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面貌变化和极其深刻的思想变迁，但作品在细节的真实、典型性上，以及细节的穿插、呼应上仍有较大的写作提升空间，期待作者高峰之作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