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轻
看报纸,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未普及时,是种很时尚的文化生活。我算是这种时尚的文化生活的追随者。
听从父辈的叮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中学时,我便开始阅读《湖南日报》。所谓阅读,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站读”。在父亲单位办公楼前,都会立着几个木质结构的阅报架,阅报架呈绿色,《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便被夹在双面玻璃的报架内,中间有轴,看完一、四版想看二、三版,轻推边缘一角,报架便换了个面,二、三版呈现。
下午放学经过办公楼看报纸或周日特地去看报纸时,通常不只我一个人在看,还会有一些干部工人也在看。但小孩却只有我一个。
通过看《湖南日报》,我比同学们先了解到了当时的国家大事。如“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我把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消息告诉同学,同学们都羡慕我有权威消息发布,我则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在《湖南日报》上看到的。可我本人呢,则十分羡慕能在报纸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本报记者”,心里总觉得那才是好炫耀的事情。
读中学时的这些看报经历,为我日后给报纸写稿、投稿、用稿,播下了种子。
第一次在《湖南日报》刊发稿件,是1991年7月12日。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商、做小买卖的风气在我国越来越浓厚,铁路职工也不例外。当时我所在的低庄铁路地区各单位的一些“半边户”职工家属,把本地盛产的桃子私自装到货物列车尾部的守车内运到外地去贩卖,动辄上千公斤的桃子把守车弹簧压死致无法开车,从而导致货车常常不能正常开出而晚点。作为新闻爱好者,我在思考这件事。
1991年5月1日《铁路法》实施,明确规定铁路职工和家属不能以车谋私。在“桃子季”再发生这事时,我认为这就是个很有价值的新闻了。7月12日《湖南日报》六版的“读者来信”版,我的《治治这种不良路风》为题的文图结合的稿件,果然就被刊用了。此稿在《湖南日报》的刊发,给了我这个基层通讯员极大的鼓舞。
1991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火车都还没有空调,夏天时车厢的车窗全开,车上旅客扔下的白色泡沫饭盒、果皮、啤酒瓶等成了肮脏的“垃圾带”,有的旅客扔下的啤酒瓶还砸死、砸伤过铁路两旁的行人。有次我坐怀化开往长沙的512次慢车时,见列车工作人员在车厢内收集啤酒瓶。我有点纳闷,难道铁路职工还需要这点卖啤酒瓶的收入?餐车长笑着告诉我,收集这些啤酒瓶然后集中拿到车下去卖,既可避免发生啤酒瓶伤人事件,又增加了收入。我顿有所思。9月11日,《湖南日报》二版的“半分钟谈·滨湖笔会”刊登了我的短言论文章《如果列车都这样……》
1993年,《湖南日报》针对当时全国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热潮,开设了专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我看到一趟列车率先向硬座车厢的旅客夜间出租被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好,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言论文章《多点“快速思维”》,结果被刊用。
在《湖南日报》刊发过一些稿件后,我感到自己的底气足了,自信心也更强了。在内心里,我常常因被《湖南日报》用过稿件而喜。就是凭着这样一种“喜”和满满的自信心,三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看报纸、写稿、投稿,坚持着那份自己的喜爱,未曾懈怠。
几年前,我成为省作协的会员。唐代大诗人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看报、写稿、投稿的路上,是《湖南日报》给了我力量,我将把与报为伴的习惯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