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璐珞

　　核心提示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内蕴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难题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古今中西之争”，是指一百多年来围绕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多次爆发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资源取舍为中心的思想争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爱国之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古今中西之争”因此而起。然而，不论是激进派（如全盘西化、自由主义）、保守派（如本位主义、复古主义），还是折中派（如中体西用、中西互补）的方案和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救亡和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真理本土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正式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命题。“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内蕴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难题的方法。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会通本来与外来，超越中西之争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1840年以后，中国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妥善处理“走自己的路”与“学习他人”的问题。面对西方文明压倒性的势差，许多中国人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中国若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彻底否定自身文化，逐步实现全盘西化。另一些人则从文化的民族性出发，认为旧纲常名教中足以开出解救时代的新药方，彻底拒绝向西方学习，以至于陷入极端保守主义。不论全盘西化还是复古保守，二者在将中西文化看作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思维上如出一辙。然而，不论哪种主张，都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没有为中国人民争得生存权和发展权。

　　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文化，其内在的价值主张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实践并总结出了“第一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则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这一源于欧洲的外来文化内化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之具有了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此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当科学理论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愈发根深叶茂，也破除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禁锢，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自主性。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在文明赓续和文明更新中贯通传统与现代，超越古今之辩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古今之辩”自古即有，近代以来尤其激烈。对现代化的急切渴求使得许多国人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将国家积贫积弱完全归咎为文化落后，急欲去之而后快。从“全盘西化”到“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曾经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物、绊脚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强调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也曾运用“实事求是”“小康”等具有浓郁传统底蕴的词语来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和蓝图，但直到新时代，才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强大魅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迈向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明确倡导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相结合，从中寻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源头活水。这些重要论断既强调文化自信，赓续文明，又强调守正创新，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更新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第二个结合”消除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古今之间的双向赋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融通魂脉与根脉，超越体用之别

　　在百余年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内蕴的一个争论是“体”与“用”之别。“体用”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内涵包括本体与应用、本质与现象、原则与方法等层面。作为折中论的一种形式，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将传统中国学问作为不可动摇的根本之道，在此基础上“拿来”西方的工艺科技乃至政法制度等。这一主张试图将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相嫁接，反映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调和古今中西的努力，曾产生重要影响，但其观点仍然建立在中西体用二分的基础之上，未能挽救奄奄一息的旧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重要内容，创造性地继承、批判和发展了传统体用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方向。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魂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强调两者都“决不能抛弃”。“魂脉”发挥引领作用，以先进思想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脉”则作为文化根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其进一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魂脉”和“根脉”的说法突破了传统体用之说的窠臼。其次，强调两者在“契合”基础之上的“结合”，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魂脉”为其注入生生不息的动力，“根脉”则提供源源不竭的滋养，进而“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同时又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通过“体用贯通”“体用合一”的卓越辩证思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向互动、彼此成就，有效破解了“谁决定谁”“谁本谁末”“谁化谁”的体用之争。

　　“两个结合”以超越古今之辩、中西之争、体用之别的立场和方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内蕴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原则与思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亦中亦西，亦古亦新。换言之，“两个结合”使得古、今、中、西、马各种因素不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交融互摄、交相发用，辩证地统一于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当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仍属进行时，还需要假以时日之功，借助理论之力，经由实践之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凸显其超越之能。

　　【作者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建设研究”（22JJD86001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