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剑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善用新乡贤成为推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途径。

　　新乡贤的概念源于但又不同于古之“乡绅”“士绅”。士人阶层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宋称“乡绅”，明清称“士绅”，他们是在野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知识群体，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他们具有符合儒家传统标准的君子之德，受民众拥戴。他们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精英力量，热衷于教化、治安、应急救援、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乡村社会事务，定纷止争、仲裁纠纷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新乡贤和传统乡绅、士绅有共同的特点：有道德、有知识、有乡土情怀，在人民群众中有威望。不同的是，新乡贤具有新时代特点：他们具备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知识丰富，有着高于常人的见识，并且熟谙现代乡村社会交往原则；他们热爱家乡、根植乡土，有着心系百姓、情系故里的乡土情怀，愿意参与基层公共事务，为建设美丽家乡、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奉献力量，他们的威望来自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因此，可以将新乡贤定义为新时代背景下，品德高尚、见识出众、情怀深、威望高，愿意参与乡村治理并能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成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新乡贤参与治理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多元共治、推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效路径。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要义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基层秩序的稳定。新乡贤能够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成功率。新乡贤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多，他们对村规民约、村民的脾气性格非常了解，而村民们对新乡贤较为熟悉、情感上亲近，因而新乡贤往往能够既快又好地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新乡贤能增加乡村自治的活力。乡村社会人情味十足，熟人社会特征明显。新乡贤有能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乡村自治，帮助乡村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基层内生“自治”秩序，真正实现矛盾就地解决、化解在基层。

　　如何善用新乡贤？首先是发挥新乡贤的道德教化作用。新乡贤不但要具备社会主义道德品质，还应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比如继承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古君子之德，在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合理运用儒家“义利之辨”，以道义整合利益，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在推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时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传统价值观，进而实现濡化乡民、涵养社会风气的效应。其次是发挥新乡贤对矛盾纠纷的是非判断作用。“饮食必有讼”，矛盾纠纷反映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正当权益之争，新乡贤应站在“人民至上”高度正视民间纠纷，站在社会主义法治角度厘清权责，站在社会主义德治角度树立是非观念，并将之运用到调解中去。再次是发挥新乡贤对基层秩序的稳定作用。新乡贤熟悉乡村社情民意，能及时察觉矛盾纠纷，并协助基层政府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发挥新乡贤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成为维护基层秩序的稳定剂。与此同时，要加强对新乡贤治理的监督约束。新乡贤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切入点，是推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补充力量，但绝不能将之视为治理的主导力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是法治，善用新乡贤，还应以社会主义法治为前提和基础，对新乡贤的治理行为予以必要的监督和约束。

　　（作者系湖南警察学院治安系主任、副教授。本文为湖南省“十四五”教育科学研究重点培育基地安全教育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