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4月1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红五楼一片肃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考古文博专家学者和爱好者肃立，送别他们敬爱的著名考古学家、考古学教育家严文明先生。严文明先生的遗像前，鲜花簇拥着先生的著作。在鲜花和挽联中，人们对着先生的遗像鞠躬致意，不舍告别。

　　从长沙赶来的郭伟民、高成林、张春龙等湖南考古学家心情别样沉痛，这位从湖南走出的考古学大家、他们尊敬的师长从此再也不能踏上家乡的土地了。

　　严文明1932年生于湖南华容，父亲为他取的名字“文明”源自《尚书·舜典》中的“濬哲文明”，意为“文德辉耀”。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位从洞庭湖畔走出的农家子弟，既有深远的智慧和温和的品性，一生又与中华文明探源结缘。

　　领导玉蟾岩等遗址发掘，引领中国考古学国际化

　　洞庭之南，严文明无数次归来。

　　1993年，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袁家荣带队发掘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时，没想到在这里会出现改写世界稻作史的惊人发现。

　　“在严文明先生的推动下，我对玉蟾岩遗址研究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袁家荣说，1993年第一次考古发掘，他把玉蟾岩当作一个常规发掘项目。其中发现的原始陶片和两粒古稻壳，他也仅在同行中私下交流。

　　发掘结束后，袁家荣带了一些玉蟾岩出土遗存样本到北京大学拜访昔日的老师和同学，并送陶片到北大做C14检测。“我到严文明先生家详细汇报玉蟾岩（当时称蛤蟆洞）的发掘情况。严先生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嘱咐我好好整理，争取树立一个标杆。”

　　1994年底，严文明作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到湖南检查考古发掘工作。他神秘地告诉袁家荣一个消息：经过检测，玉蟾岩遗址出土陶片的年代是距今约15000年。

　　“当时我的脑袋就炸了。那时10000年可是我国陶片古老的红线，超过这条线，学术界的质疑声会比你的发现还大。”袁家荣觉得难以置信。面对袁家荣的疑惑，严文明在仔细看过玉蟾岩遗址的出土陶片后，很肯定地告诉他：“我看了世界上大部分年代很早的陶片，感觉玉蟾岩的陶片表现最原始。你们再做做工作。”

　　陶器是史前时期人类最主要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往往与农业或定居生活相关联，是考古学家判断古代遗迹年代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的思想高度完全不一样了，开始把玉蟾岩遗址作为稻作农业起源、早期陶片起源的课题方向来研究。”袁家荣说。

　　1995年，玉蟾岩启动第二次发掘。由于涉及稻作文明，严文明为袁家荣团队推荐了著名水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文绪。在这次发掘中，张文绪在两个胶结层的界面上发现了两粒古稻壳，颜色呈灰黄色。

　　玉蟾岩遗址两次发掘的结果，引起了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奥弗·巴-约瑟夫的关注。当时，严文明的学生李水城教授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巴-约瑟夫找到李水城表示想到中国做水稻起源的考古研究。

　　“严先生向巴-约瑟夫教授推荐了玉蟾岩遗址。2001年实地考察后，巴-约瑟夫教授决定申请在玉蟾岩进行中美联合考古。”袁家荣回忆。

　　于是，2004年至2005年，由严文明担任中方队长、巴-约瑟夫担任美方队长、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担任执行领队，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玉蟾岩遗址开展了第三次、第四次发掘。

　　这次中美联合考古最终确定，玉蟾岩出土陶片距今18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陶片之一。水稻壳出土层位距今约14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人工干预痕迹的水稻。

　　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称，这次联合考古培养了海内外新一代研究中国农业起源问题的学者，也促成了近东考古专家巴-约瑟夫教授晚年学术生涯上的重要转折。

　　严文明一直以宏阔的视野，积极推动中国考古学国际交流合作，身体力行领导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浙江普安桥遗址等重要中外合作考古研究项目，引领中国考古学国际化发展的步伐。

　　诗构“重瓣花朵”，创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

　　这位湖南学人，获得世界考古学界的尊敬。

　　2023年12月15日，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上海开幕。开幕式上，论坛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严文明。这是论坛对世界范围内德高望重、学术成就卓著的考古学家颁授的最高奖，严文明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考古学家。

　　严文明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

　　他1932年10月出生于湖南华容，1953年从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高考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却阴差阳错进了历史系。后被时任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相中，选择学习考古专业。195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主讲新石器时代考古。

　　严文明一生致力于考古研究，主持和参加了河南洛阳王湾、陕西宝鸡周原、山东长岛北庄、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邓州八里岗等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大力倡导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研究，发表论著270余篇（部），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基础，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揭示了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式格局，提出了稻作农业边缘起源论和长江起源说，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和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其中，他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诗意的表达方式，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个理论的含义。

　　那是1987年，他在论文《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在洞庭湖畔农村长大的经历，对他的研究亦有启发。

　　1974年，严文明在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做考古发掘，长江史前文明进入到他的研究范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清楚地记得，严文明和他说起在红花套考古的经历，看到遗址中有些房子的建筑方式和自己儿时所在农村房子的建筑方式相似，发掘时又发现大量稻壳，由此想到要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并深入探索长江流域文化发展水平在整个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水稻起源是全世界关注的学术课题，严文明提出了水稻驯化在长江流域起源的论断，后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支持了这一论断。

　　严文明不仅关注考古研究，还致力教书育人，领导和参与了中国考古学教学课程、教材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在北大任教的头些年，他就编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讲义初稿），这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第一部教材，后来被各大高校考古专业沿用。

　　在年轻人中出圈的纪录片《何以中国》，是严文明的最新“力作”。他是纪录片的总顾问，亲自修改文本，并提醒摄制组一定要去拍湖南的高庙遗址和湖北的铜绿山矿冶遗址。

　　严文明对该片总导演干超说，中国考古的使命就是探索中国何以成为中国。而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八个字“多元一体、持续发展”，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深厚来源，是通过考古实实在在看到的。

　　关注家乡考古，对后辈严格又厚爱

　　何以中国，何以湖南？

　　从湖南走出的考古学家严文明，他严肃、认真、科学的学术态度，和蔼、热情、大度的性情和品格，给湖南考古学界带来了深刻影响。

　　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春龙都是严文明在北大的学生。他们说，严文明讲课从来不看讲义，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观点精辟，对整个考古学文化都有很深的思考，但表达极为生动、通俗易懂。

　　“严老师一直关注家乡的考古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北大读书时就和老师讨论过，湖南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不多的问题。”76岁的袁家荣回忆道。

　　张春龙是简牍研究专家，他说：“严老师的严谨规范，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严文明不仅要求张春龙多读书、做发掘和研究要严谨，还经常提醒他注意文物安全和大家的人身安全。张春龙发掘湘西里耶遗址的秦简时，严文明会特意提醒他井下作业要尤其注意安全，这种遗址一旦出事就是不可挽回的伤害。他还常常叮嘱张春龙，要充分尊重地方的工作人员，充分尊重当地参与发掘的工友。

　　“严先生经常深入湖南的遗址，指导考古工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记得清楚，1995年严文明到澧县城头山遗址考古现场考察，指导考古队队员清理瓮棺葬，告诉他们瓮棺的墓边怎么找，并蹲下来用手铲示范。严文明还检查了郭伟民绘制的墓葬平剖面图，说不要画封口线，因为封口线本身不好定义。

　　今年78岁的曹传松是澧县本土的考古专家，城头山、鸡叫城两大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者。他见过严文明许多次，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严文明、张忠培两位著名考古学家对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城墙的认定，稳固了城头山“中国最早的城”的“江湖地位”。

　　袁家荣说，严先生瘦瘦的，很少有笑容，开始接触他的人都会有点畏惧，但认识后就知道老师很亲切。袁家荣在北大读书时，就常去严文明家里聊天。20世纪90年代，他和朋友去过一次日本。当时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严文明知道后，特意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严夫人准备了丰盛的饭菜。袁家荣至今还记得那份温暖：“一进门就闻到浓郁的炸土豆香味，勾起我学生时代在北大的回忆，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关爱！”

　　“因为严先生的平易近人，我才敢把研究水稻双峰植硅体的论文寄给他看。”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顾海滨说，自己不是严先生的学生，又不是学考古的，刚开始接触严文明这样的大专家十分紧张，是先生的随和打消了她的顾虑。

　　严文明的回信指导得很细致。他提出目前没有人对这方面的研究作整体分析，建议顾海滨把目前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梳理一下，分析各种方法的利弊。同时，鼓励她多下田野，这样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并热心地提出可以推荐顾海滨到河南、山东等地的遗址提取样本研究。

　　“严先生的指导为我之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顾海滨至今还保存着这封珍贵的回信。

　　4月的长沙，雨水不断。带着无数人的思念和不舍，严文明先生走了。斯人已逝，但先生种下的探寻文明的种子，早已长成枝繁叶茂的森林。在他的身体力行下，中华大地上许多考古人奋发前行。他诗意的语言让更多人懂得考古、珍视历史，充满文化自信，让文明的薪火生生不息、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