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这个村子的名字不大常见，像个人名，叫亮坨。
亮坨挂在古丈、沅陵、泸溪三县交界处的一个斜坡上。斜坡对面是错落的、有清晰的断面红砂岩石，大概是亿万年前的某次地震造就的。一条细细泉水，从坡上滑下去，跌进边龙溪里，依次滚进酉溪、酉水、沅江，最后混入洞庭里去了。
不知道哪里吹来的种子在坡上扎了根，黄杨木、青冈木、枫树、栾树、乌桕树稳稳当当地长起来，灌木被夺了势。大树底下空出来，阳光就漏进来了。亮坨慢慢亮起来，得了名。五六十口人，踩着这坡、依着这林子，造出木板青瓦的屋，耕出细长的田。
十六岁上，张永中离开了亮坨，上大学、在高校工作、从政、又做媒体人……临近退休的年岁，他偶尔从长沙的办公室里望，视界从江面掠过江岸的树梢，到河西，再远就是烟雨楼台以外的苍茫了。这苍茫里，亮坨又亮起来，成为了一种遥远的念想。
时间熬煮着记忆，用文字把这些忆旧的感受捕捉出来，成了他的执念。大概三四年前，这位“老中文生”开始写故园与故人。近期，结集成册，便是他的第一本文化随笔集《故乡人》。
这天的长沙雪霁日寒，我带着《故乡人》访他。“亮坨在哪？”他摊开左手，向我比划着亮坨那条泉水所属的水系，一如磋磨着掌心的纹路。
“秋瓜”
《故乡人》集合了二十余篇散文，篇幅都不算长，场景大体在亮坨所在的古丈和他长期工作生活过的凤凰。
在张永中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大作”，更像他在山野中随意点播后，十月小阳春里收获的“秋瓜”：“这种瓜，生长在昼夜温差大的深秋，终究长不成大瓜，但它瓷实鲜嫩，倒不失为秋季里的一道时鲜。”
这道“时鲜”，状物绘景，带着湘西轻灵的山野气。他写乡间的鸟儿：“放牧牛羊，漫行草间，脚边，会突然弹射出一只小鸟。”写山道中的山泉：“凡有远行，就得走山道，山道便长藤结瓜式地点布着山泉，犹如驿站，把一条枯长远路，一程又一程地连缀着。”
记人忆事，有着朴素而克制的悲悯。他写逐渐长大的自己眼中奶奶的变化：“那时，我以为奶奶什么都知道。后来，再后来，我慢慢觉得，奶奶有越来越多的不知道了。”写嫁在河蓬的阿大和在芭茅地里散步的同学应锡，过于简陋的命运。但他不号啕，只有一双“辣咸辣咸”的眼睛。
“我用散文作为情感表达和思维的方式，也赋予它生活记忆，历史纪实的功能。”张永中声调轻缓，“要调匀呼吸，控制节奏。”
有评论家把张永中的写作归于“新乡土散文”，是“乡村引力与怀旧情绪下的文学回归”。
这种怀旧情绪，在书中处处可以读到——“一天傍晚，走到村口，看到家家屋脊上泅出的炊烟，我下意识地摸摸口袋找钥匙，突然间感觉到，我们回到村寨已经不需要钥匙了，奶奶的村寨已经没有刻意拿一把钥匙随意开门进屋的家了。”“故乡，明知它已天老，地荒，人稀，屋破，井残，树枯，塘涸，路断。但我依然记着它炊烟袅袅，欣欣向荣的样子。依然是山风吹来，便会春暖花开，鸟语啁啾，溪河流亮的希望之地。”
他情感的底色依然是明亮的。“时代一直在变化。故乡和农村在踉踉跄跄地跟着时代跑，不能背负过多的辎重，所以要有所失，有所弃。”他说，怀念，并非要停留。但回望质朴的生活，却能给人带来哲理般的启示：“那时欲望的杯盘很小很浅，一点点东西就可以装满了。装满了就容易寻到一种真情的快乐……写作，不只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文互塑。”
“界外”
张永中的办公桌上总有书。这次见，他案头正放着《悲惨世界》和《家山》，还有刘亮程和李修文等作者的书，他是把它们穿插比较着读。谈话的时候，他一边摞着书的举动，让我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时，我为一篇写沈从文的稿件发愁，便被领导推荐着拜访他。进门说明来意，他很高兴地摞起散落的书请我坐，漫谈沈从文与湘西。
那是个五月天，天沉沉酝酿着大雨，却迟迟不落，人被裹在潮热的空气里。他瞥一眼天光，提示我要注意沈从文小说中的天气：“《边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闷热潮湿的季节，而《长河》则发生在山雨欲来、严冬将至的深秋。”他同我聊沈从文作品中善与美之外的批判性，“这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东西。”
言谈中，我才知道张永中与沈从文的渊源——大学毕业之后，他被留了校，分在学报当编辑。除了编稿子，就是研究沈从文，还参与了《沈从文别集》《沈从文全集》的编辑整理——这让他与沈家人有了不少交往。后来，他又被选去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当县长当书记，与黄永玉等人又有了往来。
“不得不说，沈从文作品和沈家家风及行事风格，濡染了我这个乡下人的性格。”于是，在《故乡人》里，一部分作品，便与沈从文及家人有关。《无法完成的团聚》，写在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去世之后，回忆了与沈虎雏在国家图书馆翻查读录散落在报刊中的沈从文作品的场景：“一人对着放大镜捲卷，一人朗读。”《杜鹃声里的记忆》，则讲述了沈从文归葬凤凰听涛山的往事。
他的文字，也可见沈从文的影响和多年编辑工作的功夫，清新生趣，藏一份“温爱”。如他在《有泉在山》中，写路上隐秘的对歌者：“他们忘我地缱绻在这大山之中。而这一刻，天覆地载的人世间，平时一切人情心性中的为难处，也尽在这朗风丽日里和谐宽容了。”
张永中自视为业余写作者，一个“界外人”。他办新书分享会，标题便是“写着玩吗？一个业余写作者的文学散步”。对于这个“自称”，因着他与文学的接近、阅读涉猎的广博，他的不少朋友都认为不算恰当。
但他很坚持：“在文学里面，是有文学家、作者、文学爱好者的层次区别的，我不敢忝列其中。我的东西是装不进任何流派和模式的。语言模式、结构模式，我都极力避免固化，其实谁也没有能力固化它。这便是我的自由，放松。”
对话
湘江周刊：听说您才从湘西回来。刚好下了一场大雪，我想起您的散文《凤凰在下雪》，这时候湘西应该很美吧？
张永中：说起这个有点难过。我在这篇文章里写了吉信镇国道边有一户叫“无丘”的农家院落里有一棵特别好特别大的红梅，不是城市里老梅桩的样子，长得很洒脱。我以前每次路过，都要驻足观赏一番……那时候我就担心，它会不会被斫成梅桩，进了城市里的某家庭院。我这次特地去踏雪访梅，没想到一语成谶了。梅树已被一个贵州人挖走了，卖了八千元。
湘江周刊：很无奈的。
张永中：是的。过去的风景在加速消失。有时候你担心什么事情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湘江周刊：湘西的“特别”是地理交通环境塑造的。时代在变，交通环境在变，人会变吗？
张永中：湘西现在交通是比其他地方不差的，甚至有了机场、高铁。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人的劳动生活条件变了，背负山水的那种生活变了。没有漂滩走险的排工，没有彪悍的猎人，自然会去掉很多野性的东西，人性中很多东西都柔软了。
湘江周刊：湘西一直在变动中，所以很多作家都是在书写这种“变与不变”。您有这样的打算吗？
张永中：沈从文的《长河》正是这样的作品，可惜他只拉开了一个序幕，没有完成，是重大遗憾。黄永玉也没有完成他的“无愁河”。我说过，湘西可以产生《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我一直在呼吁湘西作家要有这个使命。那不变的东西，要抓住它的核心、本质，比如人心、习俗、物象。
我说我的写作是“秋瓜”。小阳春里的秋瓜是不可能长成大瓜的，我很有自知之明。但不排除我会继续思考这个东西，或者我还是要表达，哪怕不完整，哪怕不能完成。我和洞庭湖研究专家李跃龙有场“约架”。我写酉水，他写涟水，我们用各自的方式写出来看看。
湘江周刊：您有很多作品都没有辑录到《故乡人》里来，我很喜欢您的一篇散文《街角的五棵树》。作为城市里生长的一代年轻人，这种小景是我更加熟悉的。我感觉您在城市里仍然在过一种乡土生活，或者说，一种自然生活，是这样吗？
张永中：城市和乡村是个相对概念。实际上城市里面也有乡村的东西。今天我过来上班的时候，看到那棵柿子树的叶子全部掉了，柿子成了柿饼了，还挂在上面。还有附近馄饨店旁边的那棵树，我陪我母亲在树下吃馄饨，有时它还掉一点小小的叶渣子下来，感觉蛮好的。我会认真去观察它们。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跟自然的这种关系，城里人可能感受不到。我的感知会很细。亮坨在山坡上，村头和村尾相隔也没多远，但是所生长的植物、常见的鸟就不一样。比如山涧里就有很漂亮的小水鸟，贴着水面，这个石头蹦一下，那个石头挥一下，把尾巴亮出来一翘一翘，“吱”的一声，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和自然之间没有很多其他环节。得到一件物品没有过程，只有结果，比如说我的小孙女要一个玩具，买就拥有了。小时候我要自己动手去做，做成了是很珍惜的。
我也写了很多城市生活的散文，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出版。对乡村和城市的生活书写，不能简单地、平面地回看，要有更高的一种俯瞰，要有理性的烛照。
专家眼里的《故乡人》
《故乡人》不到15万字，应该说是一本小书。但是，我读到的却是一本大书。“语尽意远，文竟境阔”，这是本书给我很深的阅读感受。永中念念不忘的村子亮坨，它是无数中国村庄的一个。任何一个亮坨都是任何一个亮坨人生命的符咒，它会伴随人一辈子。无数亮坨构成中华万水千山，无数亮坨人构成世世代代中国人。因此，亮坨很小，亮坨也很大。
——王跃文（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原主席）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家乡的意义十分重要。描写生命底色的东西，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东西。张永中的散文是对家乡家园家山的深情礼赞。期望他后续能写家族之史，超越散文的形式，深入到社会、历史及生命的方方面面，在文学写作上取得更多成绩。
——龚旭东（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永中的《故乡人》，撰写于知天命到耳顺的五六十岁之间，作者欲念淡薄、万事通透，轻松自在，为文如散步；看人观世，入骨入髓，起手就有一种成熟感，自成风格。
——龙长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