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秋菊

　　从文学寻根到地方性写作，我认为必然是为找到一个承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属于作家个人的“地方”。在我看来，马笑泉小说集《对河》建构的“对河”，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

　　作家因故乡丰沛的生活而拥有丰富的人生。重返故乡，建构自己的文学“地方”成为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马笑泉也不例外。

　　他研究梅山文化，追寻家乡那些亦真亦幻的异人轶事和民间习俗，持续书写一个叫飞龙县的地方，熟悉的山川、气候、物产，熟悉的人物、语言、生活场景，熟知的历史、文化、风俗，落笔为故事的血肉。在《愤怒青年》中，他通过对小镇青年的观察与书写，以冷峻之笔审视时代，捕捉到了转型时期的特定征象。在《银行档案》中，他尝试进行文体的开拓，如档案一般的客观记录与写实，在客观真实可信中展开一个时代一代人的褶皱。《迷城》《日日新》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现实的近距离审视，而从小县城到省城，既是地理空间的挪移，也是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开拓。

　　这种拓展让他找到了“对河”。《对河》《离乡》《诗兄弟》《笼中人》等四个中篇小说，体现了作家对故乡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的追寻、想象和叙述，重新发现并建构了“对河”这个地方。一个“既不是街上，也不是乡里，那就只能是对河”的地方。《对河》开篇写道，“长期以来，我都把对河看成另一个地方”。“对河”在马笑泉的小说中时隐时现，它不像“飞龙县”那么引人注目，但始终令人牵挂，仿佛那些美好、神秘的事物，都要跨过那座仿佛看不到尽头的大桥，去到“对河”才能找到。“对河”是作家心中那个地方“唯一贴切的名字”。

　　“诗人完全符合我对那个地方的想象”。《对河》《诗兄弟》《离乡》直接将诗人作为主人公，《离乡》的主人公雷安野同样拥有诗人气质。廖独行在城市折腾一番回到乡村。雷安野走出乡村的“荒屋”进城发展，经过那条“著名的大桥”去河对面，他还只能注意到河对岸“是和县城隔岸相望的一个小镇，后来才晓得它是县城的一部分”。“我”不仅认识了一位来自对河的诗人，去省城读书时还喜欢上了“对河”的姑娘。

　　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探讨了“对河”的地方性承载。比如，“跟河这边同属于一个镇”，“它是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一块地方，一个边界和归属都难以确定的过渡地带”，是一个“我丝毫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乐意听大人们讲他们与对河的往事，大人们却不怎么在意这些。“我”不断地观察对河来的人的穿着打扮、走路的姿势、说笑的口音，发现“对河的男人比我们稍显土气”，而这种土气并不是穿着打扮不时髦，相反是太过时髦。“对河的女人更好看”，是因为她们身上散发着自然的芬芳。

　　大桥是通往“对河”的地方，“我”记忆中的“大桥仿佛长的没有尽头”。无论是从“对河”进城，还是从街上去“对河”，走过大桥的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毅然告别。比如，在女孩家看到她躲在门后惊慌失措的样子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喜欢的并不是这个小女孩，而是另一个她”，于是，“我”“怀着越来越深的后悔与悲凉，离那个对河越来越远”。雷安野进城也决定“离开这里”。诗兄弟廖独行更是以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告别，诗人王文真在走过廖独行这座大桥以后，就此“中断了持续多年的诗歌写作”。笼中人“我”更是“把办公室的门重重一甩，大步走了出去”。

　　在“对河”中，我们读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代青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与焦虑。这些矛盾与焦虑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共同的矛盾与焦虑。从飞龙县到“对河”，马笑泉已然跳出了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书写，通过重新挖掘、重新审视和重新出发，展开和生成新的“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对河”。

　　（《对河》，马笑泉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