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句话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是记录南朝萧齐一代的正史作品，总编撰是出身于萧齐皇室、身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的萧子显。

　　众所周知，曾巩乃名扬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史学造诣亦非寻常。他负责编校过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实录》，典修《五朝国史》，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曾巩之史学，生前就深受朝野赞赏。可见曾巩能提出史学之作用在于为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并不偶然。

　　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或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可谓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执政者倘有“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即“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具体而言，所谓“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集考察各类尤其原始一手材料或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由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章学诚认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治史者以求真求是之心，才能撰写崇德向善之作。换言之，对待我们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如此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的伟大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的历史自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稳稳奠基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其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

　　由此延伸，历史自信的出场因缘自是“水落石出”。正是经历过五千多年的过程，承受了无数困厄，铸就了无数辉煌，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方破土而出、生机勃勃。这是一种深厚的自信，又是一种多维的自信。

　　为了更好地揭示与呈现该重大命题的深沉渊源与实现属性，本书着重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剖析。

　　首先，解释与阐释何谓“历史自信”，故其提出的现实依据、理论内涵、未来指向、考察视野、言说对象，都值得深入考察与思量。其次，自信之形成与涵育，万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可贵而敏锐的历史自觉，故从精神属性与思想内涵角度就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精神密码、抗疫精神、大历史观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探索，以期展现历史自觉之三昧。再次，无论古之掌权秉钧，还是当前治国理政，治理者缺少了历史思维，是不可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故综合古今中外之历史经验，提炼历史思维的特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养成良好的历史感、处理问题善于以史为鉴很有裨益。复次，中华文明是诞生于悠久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鲜明历史传统习惯的民族，故我们走过的山川江海、沟沟坎坎，无不铺满了诸多历史智慧，并潜移默化中融入我们的文化、制度、社会乃至日常生活里。如何将常用而不觉的智慧唤醒，并赋予其新的价值，且运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之中，是个甚具实践意义的大课题。

　　最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们的历史传统在德性层面自古是有标杆可依，有标准可循，更有前贤可学的。故在第五章，笔者以“历史修养”为题，由《中庸》至理名言导入，择取孔子、孟子、范仲淹、王阳明和曾国藩五位公认的立德为政之模范，述其平生，彰其德行，从而借历史人物来说明历史自信的鲜活面向。

　　要之，历史自信是枢纽，历史自觉是属性，历史思维是灵魂，历史智慧是躯壳，历史修养是标识，五者大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主干与内容。

　　（《历史自信与中国道路》，王学斌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