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张英

　　中国的乡村是不缺文气的。“傍及万品，动植皆文”，生态化的自然和常态化的民风构筑起与乡土中国相得益彰的文学风情，以主流姿态在历史发展中始终昂奋。

　　文学是时代情感的投射。从鲁迅的《故乡》到沈从文的《边城》，再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国的乡土文学一直以怀旧、依恋、审视甚至是批判展现出巨大的张力，映照着作家们对时代的回应和思索。顺着它的流变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这片土地赋予了乡土文学“史诗性”的气质。这份气质来自幅员的辽阔和农耕文明之悠久，从“终老是乡”到“离乡”再到“回乡”，以文字铺陈地理之形，并沿着历史之路吟游，通过地域风韵、乡土人情传导独特审美意蕴的同时，也折射出时代和乡村之变。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鲁迅笔下，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它有着浓厚的“侨寓”色彩，带着些些悲凉。沈从文笔下泾渭分明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则让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之间的疏离感呼之欲出……

　　但传统和乡土，始终具备强大的情感连接能力，因为中国社会本质就是乡土社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乡土——她是童谣是行板吟唱，是我们的精神原乡，是一步一脚印的来路和念念不忘的归途。职是之故，“回得去的故乡”便成为了如今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命题和无法抛却的新的发展使命。

　　脚步丈量的是距离，时间丈量的是变化。星霜荏苒，居诸不息。曾经那些附着于文字中的贫苦的、萧瑟的、破败的故乡，早已换了模样。故乡与祖国的同构，不再只体现于文字的情感联系中，也体现在了发展的同频共振上：鲁镇、未庄的桨声欸乃不再似叹息，而是“浪里飞舟逐日行”，文旅发展伴潮生——浙江的“千万工程”不断深挖这些村庄的文化资源和内涵，让“故乡”有了具体的时代“影像”；需要水路转陆路十几天行程才能到京城的湘西边城，已经建了机场，纵使静卧边陲，亦有大鹏之羽，“乡下人”离“城里人”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生活差距越来越小；高密的高粱酒，满溢着生活的甘甜芬芳；太行山下的红旗渠，水流汨汨，如文脉悠悠，为林州这个曾经地棘天荆的苦地注入了发展“活水”……

　　不仅仅是作家们笔下的故乡发生了巨变，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从曾经的系统性衰败中焕彩涅槃——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互融合，产业振兴与人文发展交相辉映。如果说中国乡土小说中那些为命运而挣扎、游弋的个体有着特殊性，那么如今中国乡村的嬗变则有着广阔的共通性：望得见山、看得见水、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鸣、记得住乡愁。“回得去的故乡”已成为现实，并开始重塑乡土文化空间，彰显时代文化自信，赋予乡土和农民以新的品格、精神。

　　中国人民对自己乡土的爱是生命之爱、自然之爱，是人类天生的情与爱。田间地头的造化之功，笔下纸端的郁然有彩，乡土与文学的结合将家园意识引向生命意识，铸就了包括传统、民族、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价值本位，让我们的情感有了皈依。乡土中国，其命惟新。新的时代，乡土与文学都将肩负新的使命，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以更鲜活的姿态，展现出更强劲的希望。